盡管離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高湜在昭義任上的前三年也算是過得風平浪靜，直至乾符四年二月不意發生了劉廣之亂，高湜遭亂兵驅逐，劉廣自立為留後。對於此事的前後經過，李裔墓誌有較詳盡的記錄，稍可彌補傳世文獻的不足，尤可貴者是保存了劉廣的出身及起兵的號召：
始劉廣不知何人也，來自薊門，客於山北，常寓食將卒之家，有無良怙亂之徒，昌言於軍伍中，雲是劉稹之族。
誌文提示我們劉廣是以劉稹之後的身份進行政治動員，煽動起事，進而成功驅逐高湜。會昌三年（844），武宗與李德裕君臣同心，力排眾議，斷然拒絕劉稹襲位的請求，協調各懷顧望的藩鎮軍隊，經過一年多的苦戰，平定昭義，改變劉悟、劉從諫、劉稹三代據有澤潞的局麵，成功遏製了昭義軍“河朔化”的傾向。[60]此役一般被視為憲宗中興之後，唐廷對藩鎮所取得的最重要勝利。乾符四年的劉廣之亂，上距會昌伐叛已有三十餘年，按照古人三十年為一世的算法，已整整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甚至也超過了劉悟祖孫三代統治昭義時間的總和，但直至此時劉稹依然是昭義軍中一個具有號召力的政治符號，這與之前慣常的對昭義軍“忠義”的印象不符，提示我們需要重新檢討唐廷平定昭義之後善後舉措的得失，同時也為進一步認識晚唐昭義軍內部的構造提供了一個窗口。
會昌伐叛成功之後，在李德裕的主持下，圍繞著如何杜絕劉氏割據昭義局麵的重現，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不但“稹族屬昆仲九人，皆誅”[61]，對於劉稹餘黨，懲治苛嚴，株連廣泛。如劉稹的謀主郭誼雖殺劉稹，舉潞州歸降，朝廷非但未如他所期待的那樣授予旌節，反而盡誅其黨[62]：“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眾。”[63]李德裕對於劉稹餘部的嚴厲處置，雖或有黨爭的背景[64]，但總體上仍是為了徹底鏟除昭義割據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