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 這種因研究預設轉變所引發的分歧，在近年來圍繞“新清史”產生的論戰中顯得尤為明顯，參讀羅斯基：《再觀清代：清代在中國曆史上的重要性》，何炳棣：《捍衛漢化：駁伊夫林·羅斯基之“再觀清代”》，兩文的中譯本收入劉鳳雲、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52頁。甚至在西方的學術語境下，由於漢族是當代中國的主體民族，中國學者強調“漢化”本身便是民族主義史觀不自覺的產物，暗含了政治不正確。
[68] 蘇航《“漢兒”歧視與“胡姓”賜與——論北朝的權利邊界與族類邊界》一文指出，北魏、北齊時期的“漢兒”僅指中原地區的漢人或具有漢文化麵貌的人群，而將南朝人稱為“吳兒”，再次提示了在史料寡少的情況下，僅憑指稱確定“民族”或“文化集團”的危險性，研究中應考慮文化、政治、血統等諸方麵的因素。（《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第92～109頁）。
[69] 需要反思的是，陳寅恪“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一語雖廣被征引（《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見《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4頁），實則蘊意模糊，對去除舊染、開辟新機的過程與機製並無闡發，甚至不免有蹈入“血統主義”的危險，遠不及其一貫所強調的“種族與文化”觀具有解釋力。更值得注意的是由陳寅恪等前輩學者所形塑的民族史研究的傳統，並不單一地強調“漢化”，而是對“胡化”現象有大量的揭示。近年來學者亦強調內亞因素對中國曆史的影響，參見羅新：《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