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二載十月，唐軍收複兩京之後，如何處置俘獲的“貳臣”，便被提上議事日程：
初，汾陽收東都後，差人送偽朝士陳希烈等三百五十餘人赴京，兼奏表請從寬恕以招來者三表。上皇以朝官不扈從，其恨頗深，遂下敕雲：“初陷寇逆，忽被脅從，受任數年，得非同惡，戴天履地，為爾之羞，宜付三司詳理處分。”後三司讞刑奏曰：“達奚珣、珣子摯、薛兢、韋恒、韓澄、井大通、丹大華、劉子英罪當大辟。陳希烈、張均、門用之、郭納、許彥蒿並賜自盡。許房、宇文班、盧自勵、達於□、蕭克濟、陳□、柳芳、李彥光、何昌裔、郝處俊、崔肅等流於徼外，勿齒。”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於所司。太師房琯曰：“張均欲往賊所，望五陵涕泣而不忍去也。”遂減死一等，流於崖州。[106]
在光複之初，對陷偽官員處分的輕重，便已激起朝野爭論。作為率軍收複兩京的前線統帥，郭子儀從一開始就力主懷柔，“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釋放陳希烈已下”[107]，所謂廣平王恩命，無疑是由軍隊實際的統帥郭子儀承製下達的，同時郭子儀也上表請求從寬處分陷偽之臣，但他的主張並未得到朝野上下的普遍支持。幾乎與之同時，“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雖賴監察禦史李勉的進諫，得以獲免[108]，無疑透露出肅宗本人的態度。
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113]
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六等定罪中，前三等實際上都處以死刑。其中達奚珣、韋恒遭腰斬更溢出了《唐律》規定的範圍，依據《唐律》，死刑僅有絞、斬兩種[114]，而“重杖一百”表麵上是代替極刑，存君主恩赦之意，但執刑的結果則是“達奚摯、張岯、李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115]。除陳希烈等七人賜於大理寺自盡外[116]，達奚珣等十八人斬於獨柳樹下，“集百僚觀焉”[117]，達奚摯等二十一人杖斃於京兆府門，皆屬在公眾場合行刑[118]。而且在此之前，已令這些貳臣“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於朝謝罪”[119]，當眾的羞辱及公開而嚴厲的懲罰，無疑皆為了收取“與眾共棄”效果。除了懲處貳臣本人之外，更帶有以儆效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