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曾經說過，當《懷柔遠人》在美國獲獎時，和以往一樣，對於中國主流學術界而言，這類後現代語境中出現的時髦故事因為過於玄妙難解，自然波瀾不驚般地被悄悄邊緣化了。然而在短暫的沉默之後，中國學者終於站出來說話了，這一出手就仿佛宣判了書中所虛構的後現代神話的死刑。理由很簡單，何偉亞根本就“不識字”，因為他把“懷柔遠人”解說為平等對待遠方的客人，實則中國朝貢體係的實質恰恰是一種不平等的構造關係。再往下推導，類似後現代創設的文化多元中心論根本就是個曆史幻覺。
頗堪玩味的是，在中國傳統史學脈絡中，這大概屬於一種典型的“常識性”批評方法，特別是清朝乾嘉以來，是否“識字”變成了邁入學問之境的基本階梯，因為識字既是明晰義理的必要條件，也是充分條件。故學問之徑向來有“尊德性”（重義理）與“道問學”（重識字）之分，而且在清初以後，“道問學”取向大有壟斷學壇之勢，思想史也隨之形成了一種新的內在轉向。自章學誠倡導“六經皆史”以來，以識字為先的傳統迅速從經學彌漫至史學，並內化為一種帶有根基性的批評方法。然而識字與闡發義理之辨在學術傳承譜係中雖屢有消長，卻基本尚屬於治學態度的選擇，二者之別無分優劣，具有中性色彩。可是在現代中國的學術語境中，識字的常識性批評卻具有了某種權力支配的意味，從而在強調其話語力量的同時，有可能遮蔽乃至封殺極富創見之研究的申辯和伸張觀點的權利。比如這次我們對待何偉亞的態度就是如此簡單：你連字都不識，義理層麵上的東西根本就免談。話外音就是，隻要老外識字功夫不夠，無論你的著作在更高的理論層麵有怎樣的創設和突破，一輩子也頂多是個小儒而已。以乾嘉時期識字功夫聊以**的虛驕心態，變成了學術界長期拒斥乃至懸置西方研究成果的一麵擋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