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理論對中國曆史學的最大衝擊，在於它試圖把中國在近代的變化置於一種全球發展的權力脈絡之中重新加以定位，借以在相對平等的語境中透視雙方的互動關係。這種路徑從表麵上看雖然也是從中西方相互參照的視角觀察曆史現象，卻既可以避免“衝擊—回應”模式與“帝國主義論”中暗含著的現代化霸權取向和政治意識形態的表述，又可避免僅僅從模仿中國人感情世界的移情視角出發，單麵性地強調本土化傳統的不變作用，而忽略了全球權力網絡對其存在方式的製約。
仍以何偉亞的研究為例。如果說何偉亞在《懷柔遠人》之中由於在某些地方誤讀了清朝宮廷的外交史料，從而在體味中國人的感性思維方式方麵可能有所隔膜的話，那麽他出於後殖民批評的立場對西方世界通過外交檔案營造對東方世界的想象，然後以之作為推行權力擴張機製的依據的描述，卻顯得遊刃有餘，其批判的鋒芒頗具有令人賞心悅目的穿透力。
在《檔案帝國與汙染恐怖：從鴉片戰爭到傅滿楚》這篇文章中，何偉亞指出，從20世紀初到60年代，西方不斷通過小說和電影娛樂生產係統，塑造出了一個名叫“傅滿楚”的中國人形象。“傅滿楚”擁有自從明恩溥發表《中國人的特性》以來，各種傳教士、外交官回憶錄、皇家海關報告所詮釋出的所有關於中國人的國民性特征，諸如聰明、狡詐、殘忍、勤勞而且講究實際等。關鍵在於，“傅滿楚形象”作為一種“東方化”的符號，一直延續到“冷戰”時期，成為“中國威脅論”的文化表述資源，甚至成為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理論創構的曆史佐證。不過何偉亞的興趣其實不在複原或揭示西方如何按照自己的想象建構東方人的形象，因為自從薩義德發表《東方主義》之後，有關這方麵的研究已成顯學，有關著作的出版也可用“汗牛充棟”加以形容。何偉亞想要揭示的是，西方在處理與東方關係的過程中，如何形成文學想象與檔案管理之間的共謀關係。具體而言，他是想破壞由“現代性”敘事建立起來的檔案具有絕對真實性，而完全與流行文化的虛構性無關這一人們習以為常的“神話”。流行文化與檔案管理的相關性在於，英國皇家通過多年檔案搜集形成的所謂有關中國記載的“紀實風格”，實際上有可能與文學作品相配合，一起助長了西方對中國的虛幻認識。這個由傳教士、商務和外交機構所交織而成的網絡具備兩個功能：他們創造了供信息流通的安全渠道，與此同時，他們更深地嵌入中國，將中國本土再編碼並使之與全球網絡聯通。[35]同時，“傅滿楚係列”所代表的流行文化描述也不完全都是虛幻的想象，其連續性的言說脈絡雖然不斷變幻著東方的場景，如從20世紀初的灰暗色調的中國到具有“紅色恐怖”特征的共產黨國家，卻都昭示著一個不變的主題，即中國如何在持續不斷地威脅著西方的生存狀態。這種想象一部分是從對中國傳統“華夏中心主義”的曆史定位中推導而來。這種推導試圖證明，既然中國人自古習慣處於“世界中心”的位置，中國人就必然與西方人爭奪生存空間。另一個焦慮則顯然來源於對中國自身發生變化的恐懼，如60年代中國爆炸原子彈實驗成功之後，在1965至1968年的短短幾年中就有五部“傅滿楚電影”在英國上映。[36]所以何偉亞關注的是，西方人如何在檔案基礎上創造中國威脅西方這一貌似有理的幻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