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理論與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具體結合方式目前尚處於探索之中，在西方主流中國學界也屬於邊緣討論的範圍，最近在美國獲獎的著作《懷柔遠人》頗遭非議即可為證明。但是就中國研究方法的多元發展角度而言，對後現代方法的審慎使用，既可以避免21世紀初社會史研究的“整體論”傳統見林不見木式的“目的論”架構和政治意識形態束縛，又可削弱國家—社會及心理主義分析路徑所共同擁有的，以西方現代性衡量曆史演進價值的知識論預設。
這個思想貫穿到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就具體表現為對現代民族—國家敘事框架的疏離和質疑，比如何偉亞（James L.Hevia）的著作《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在研究馬戛爾尼使華的過程中，就認為以往對這個曆史事件的評價，明顯是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標準來加以衡量的，即想象性地要求乾隆也必須按照現代國際關係的邏輯與準則安排對外事物和厘定自己對外交往的準則。何偉亞攻擊的是西方對馬戛爾尼使華所麵對的清代禮儀采取“結構—功能”的分析方法。在這種解釋中，禮儀缺乏充分自覺的理性乃是古代或前近代社會的典型特征。[22]這無疑是“東方主義者”的邏輯。何偉亞力圖通過詮釋清代賓禮運作時具有的靈活而又理性的特征，來反證傳統的用朝貢體係與華夏中心主義為工具的中國對外關係史表現出的謬誤性。他試圖證明：清朝對“帝國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無法以朝貢體製加以概括，而是“以滿族皇室為最高君主的多主製”（multitude of lords），而管理進貢使團的賓禮被認為是“關於主動行為的話語，而不是一套固定規則的生搬硬套的演習”。[23]在何偉亞看來，馬戛爾尼使華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觀念體係發生衝撞的意外結果，即英國的“主權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觀與清朝的“差序格局”（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觀的碰撞。[24]今日流行於世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交往關係的形成，正是16世紀以來歐洲進行全球擴張的產物，並隨著時間的推移成為一種“自然化了的霸權話語”（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所謂“自然化”，是指國家間應相互往來這一準則已內化為世界各國接受的常識性理念。然而按曆史的現場觀念觀察，一個國家是否應介入與其他國家的交往網絡，本應有一個自由選擇的範圍幅度乃至自主的權力，可是隨著全球資本主義擴張邊界的推移，本來擁有這種選擇自由的傳統國家越來越受“主權平等”這種話語原則的支配，不得不按照他國製定的所謂“國際法交往準則”約束自己的外交行動。用後發型的國際秩序準則去評判古代朝貢體係所構造的中國的世界秩序觀念，並從深層的文化原因予以揭示，是費正清一代中國學家的推導思路。何偉亞認為這一思路已經預設了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關係的優先地位。[25]如羅誌田就發現，何偉亞特別強調不應在西方近代理性的有色眼鏡之下去審視清朝的賓禮，而應恢複在曆史現場的觀察效果。因為馬戛爾尼對賓禮的解讀實際上依據的是馬戛爾尼所屬倫敦“文學俱樂部”中柏克、亞當·斯密等知識貴族探索真理的近代方法，馬戛爾尼對“中國”的書寫方式直接加入了西方理性觀塑造中國形象的隊伍，而馬戛爾尼張揚西方外交準則，以迫使“非理性”的中國就範的姿態，成為19世紀的鴉片戰爭及接踵而來的各種侵華戰爭的重要思想武器。[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