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美國中國學出現的一個重要景觀，還表現在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其方法論闡釋的影響方麵。後現代思潮的一個出發點，就是對以往現代化理論中強調曆史發展規律和終極目標的解釋傳統提出反思性批判，認為曆史的演進序列並沒有終點可尋，追溯其起源也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應把曆史過程碎片化，並對其重新加以拚貼，以便擊破被強加於曆史現象之上的各種“本質性”規定。[16]福柯對西方啟蒙理性的質疑和對現代化線性發展邏輯的批判，在90年代初也開始波及美國中國學界。其實早在提出“中國中心觀”的時候，柯文就已經開始對西方現代化發展道路的普適性發生了懷疑。他在70年代就強調：
個人直接經驗曆史的重要性，因為史家所謂的“曆史事實”並不是外在的、客觀的、界限分明的存在，它首先是當事人記錄下來的自己心中的種種經驗體會，然後又經過史家過濾，轉化成了史家心中的經驗體會，因此，史學的任務就是按照個別曆史事件豐富多彩的特性重建過去，不是探求曆史發展的規律與共性。[17]
在其近著《曆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曆和神話的義和團》中，柯文把義和團事件作為曆史研究對象所包含的意義分離出三個層麵分別加以討論。柯文認為，義和團運動作為一個純粹的曆史事件，和作為一種相當個人化的經曆（包括旱災與洋人來華、集體降神附體、謠傳以及引起的恐慌和死亡），以及作為神話敘述的義和團（包括新文化運動時期、20世紀20年代反帝國主義時期、“**”時期），所麵臨的解讀境況是不一樣的，所以必須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在柯文的眼裏，義和團運動不僅是一個真實的曆史事件，而且是一種群體記憶進行文化建構的結果，還有可能是權力運作過程中不同的派別對之進行話語構造的結果。[18]這與國內學者一貫強調義和團運動的性質、社會構成與源流追蹤，並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的研究途徑大為不同，體現出了相當明顯的後現代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