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後現代”到“後殖民”：中國語境下的差異與選擇
後現代理論進入中國思想界伊始，就麵臨著十分尷尬的局麵。一些現代化論者認為，中國目前正在追求現代化的總體目標，並試圖盡快融入世界進步潮流的發展階段，後現代理論闡釋的命題不但與此潮流正相悖逆而顯得不合時宜，而且似乎總讓人聯想到其理論取向仿佛與形形色色的複古思潮遙相呼應。後現代（主要是後殖民）理論在中國思想界（主要是文學界）曾一度形成了局部爭論的熱點，但所謂中國式“後殖民批評”的主要指向隻是試圖一般性地揭示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的話語壓迫對中國民族生存狀態的影響，其話題對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二元對抗結構的設定，完全忽略了現代性在中國本土的具體表現方式，包括與官方意識形態具體權力運作機製之間的複雜對應關係。[1]因此，從來就不具有真正學術積累式的方法論意義，而僅僅是變相宣泄民族主義情緒的明星炒作式的表演。這場爭論不但未能在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深化中國思想學術界構設原創問題的能力，而且遮蔽了後現代（包括後殖民）理論的思想穿透力對於中國學術研究的真正警醒意義。
國內思想界往往把後現代理論解構現代化敘事的激進策略，與中國學人本應采取的政治立場及借助現代化浪潮達致民族振興的態度勾連起來加以考慮，這並非沒有道理。但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並沒有注意到，後現代理論構架並非僅僅是一種反現代化的拙劣政治表態，實際上其理論內部包含著對現代化權力結構形成過程與霸權作用極為深刻的剖析與反思。因為中國一旦重新打開國門，就必然會陷入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網絡秩序之中。在這一網絡的包圍與控製之下，中國顯然不但要被迫適應和服從其權力支配格局之下的新趨勢，而且更重要的是須盡力尋找出維護自身自主空間的有效途徑。在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以強製性的手段希圖重新建構中國本土文化和習慣，並極力把它納入同質性的表達係統中時，後現代理論恰恰洞悉入微地審讀了這種知識/權力運作的可怕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