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嚴格按照“中層理論”的標準衡量我國中國史的研究現狀，無論是在經驗研究還是理論準備方麵，80年代開始重新起步的新時期探索都還不足以形成自己鮮明的風格和具有原創能力的詮釋框架。然而90年代以來的社會史發展在選題設計與方法更新上畢竟有別於80年代。我們雖然無法從總體上為這一時期的探索重新定位，或對其新內涵準確地加以釋義，但我們仍可以通過具體研究的展示來觀察90年代社會史融入和會通世界新思潮的程度，以及這種會通融入對理解中國社會變遷的新進展。
我以為建構起中國式的“中層理論”尚需要積累和時間。從目前的研究現狀觀察，可能在以下幾個具體方麵逼近“中層模式”的論述規則。比如從探討中國社會空間從傳統到現代的建構規則與形式入手，特別關注社會變遷造成的空間觀念與結構的轉換。比如筆者近期的一項研究就依據北京市檔案館所藏衛生局與社會局檔案，以舊式產婆和陰陽生的訓練與取締為例，深入探討了西方醫療體係傳入北京後對城市空間變化的多重影響。其問題意識在於細致揭示西方醫療教育的規訓機製，如何從內部封閉的自身運作，逐步擴展為一種威脅傳統社會空間的新型社區形態，這樣就把看上去是一個純粹醫學史的問題轉換成了一個醫學社會史的問題。以往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國城市空間自晚清以來發生了重要變化，特別是新型警察係統對城市社區的監控有所加強。盡管如此，社區傳統組織的功能仍一度占據著主導地位，北京城在“新政”以前一直是個崇尚社會自我控製的城市，這種控製通過會館、貿易行會、水會及家庭來規範個人，具有相當大的權威性。警察對社區空間的滲透與分割能力是相當有限的。但是20世紀20年代西方衛生實驗區在北京的建立，比警察製度更為有效地破壞了傳統社區中有關生死控製的形式和傳統理念，從而使接生婆和陰陽生原有的公共形象與專業認同之間發生了緊張和錯位。首先，在衛生示範區建立於原有社區之上以後，屬傳統醫職人員的公共形象優劣的權威標準不是由地方社會的傳統成員加以認定，而是由國家體製控製下的醫療程序加以認定，這樣就造成產婆在原有社區內身份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