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任何觀念，包括文論觀念，都不是無緣無故生成的，都是由特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發展起來的。因此，觀念的發展何以是這樣而不是那樣，歸根到底，也必須由這個社會的經濟條件及其社會心理來加以解釋。中西文論觀念和範疇的深刻區別，也必須由中西經濟不同形態的發展入手，才能得到正確而深刻的解釋。在上一章，我們從“上農”的角度，解釋了儒、道、釋文化產生的社會原因。這裏我們將就中華文論基本範疇的文化個性產生的原因，作進一步申說。
（一）農業文明與家邦製度
與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不同，中國總體上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國古人所理解的中國，就是“四海之內”。盡管中國也有漫長的海岸線，但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海的興趣都不高。《論語》中，孔子隻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孟子的著作中也隻有一次提到海：“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孟子·盡心上》）這與西方古代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經常進出於各島之間，對於海有異乎尋常的興趣，大不一樣。中國古代人口集中於黃河、長江流域，中國人屬於陸地人。這樣的地理條件就決定了中國的經濟是長期的自然農業經濟，對農業的重視遠遠超過對商業的重視。中國古代思想中有本末之別。“本”是指農業，“末”則是指商業。其理由是，如果不是農業生產出東西來，哪裏會有商業性的交換關係呢？必須先有生產，然後才有交換。所以古代中國曆來都“重本輕末”。這樣以來，從事商業的人，就被看作從事“末”的工作的人，他們也就自然受到輕視。一般地說，古代中國有四個傳統階級，這就是士、農、工、商。商被排到最後一個，而士、農則被排列到前麵。所謂“士”就是地主。雖然他們以出租土地為生，不直接從事生產，但他們的命運都係於農業。收成的好壞與他們生活的好壞密切相關。這樣士與農在對自然、生活的感受上也就有了相通之處。士與農都受到社會的重視。《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一篇，就把農與商作了對比，盡量美化農民的生活方式，而醜化商人的生活方式。既然古代中國“上農”，而農則隻靠土地為生，土地對他們來說是**，所謂“天地自然育成萬物”，農民對土地有一種信任感和親切感。“天人合一”自然就成為理想。另外土地不會移動，農民世世代代就生活在一個地方，一家一戶終年耕種土地。這樣就發展起了與西方的城邦製度不同的家邦製度。一個家族有父子、兄弟、夫婦等人倫關係，這些關係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其他社會關係，如君臣、朋友關係，當然也要按家族關係來理解和衡量：君臣關係要按父子關係來規範，朋友關係要按兄弟關係來規範。家，這是中國自然農業經濟衍生出來的核心的社會組織形式。那麽在家族關係上提倡什麽呢？這就是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等。這種關係的實質就是我們前麵反複講的“和”。一家人中，盡管有父子、兄弟、夫婦等多種關係，但都要以“和”為貴。因為隻有這樣“和”，在農業生產中才能建立起“和”的協作關係，大家齊心協力，相互配合，達到五穀豐登、人畜興旺、豐衣足食。宋代範成大的《四時田園雜興》，就寫出了農民田園生活的和諧美好。其中第八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