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形而上的追求和形而下的實踐是人的活動的共同特征。中國古人在標舉超脫逍遙體道的同時，也重視倫理道德、經世致用之學，西方人在標舉科學理性的精神的同時，也信仰上帝，也重視倫理，追問宇宙、人生的本體意義。因此，我們用中國人崇尚形而上，西方人崇尚形而下來概括兩種文化思想的個性，顯然是片麵的，不科學的。
（一）“虛”與“實”和“中”與“西”
無可避諱的事實是，西方的文論與其科學理性、工具理性具有更密切的聯係，而中華古代文論則與超脫逍遙體道之學具有更密切的聯係。其中的原因在於中西方對文學的價值、地位的看法不同。在西方，基督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人們習慣於把人的精神自由問題歸入宗教的領地、神的領地，而與文學無關。這樣，文學在古代西方並不十分發達，文論也相對地顯得比較貧弱，超驗的神性高於一切，文學和文論都處在比較低下的地位，這在柏拉圖、黑格爾等人的著作中都表現得比較明顯。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把人分成九等，詩人隻是屬於第六等人，與手藝人、工匠在同一等，他們都是製造器具的，其工作由奴隸、平民去做，奴隸主、貴族是不屑於做的。更有甚者，認為文學、藝術“與真理隔著三層”，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不具有真理性，而且還迎合人性的低劣部分，這樣柏拉圖就決定把詩人驅逐出他的“理想國”。柏拉圖的思想對西方後代產生很大影響。德國古典哲學的代表人物黑格爾，則認為文學低於理念，文學不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它的真實性也就比理念要低，在辯證的發展中，文學和藝術都必然要被擁有絕對真理的哲學所取代。總之，西方古代的學者都差不多把文論歸入到科學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領域，真理性、真實性這個比較實在的現實問題，就成為西方文論的核心命題。盡管席勒、尼采等相信文學、藝術可以取代宗教，真實性不是文論的主要問題，但占主流的看法仍使西方文論把真實性及其相關的形象性、典型性成為中心範疇。當然，他們也講美和善，也講想象和象征，但美和善要以真為基礎，想象和象征也要有真實的品格。他們始終重視的是實有，而不是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