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從這種“民貴君輕”的思想出發，在詩樂問題上提出“與民同樂”的進步主張。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提出統治者一定要與民同樂，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嚐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同“猶”——引者注）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2]
孟子說了三層意思：第一層，樂無古今，古樂好，今樂也不錯。喜歡音樂乃人之常情。這一點，他與孔子的那種一味厭惡今樂“鄭聲”有很大不同，在音樂思想上，孟子的思想比孔子更解放。第二層，不論古樂還是今樂，作王的人隻要治理好國家，使父子能相見，兄弟妻子能團圓（很低的要求），那麽百姓就會讚成當王的人任意作樂，鼓樂也好，田獵也好，百姓都會欣欣然有喜色，對自己的王充滿好意。第三層，王者最好是要與民同樂，如果能做到與民同樂，那麽王者的統治就可以鞏固。很明顯，孟子在這裏雖然還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說話，但以民為本的思想也很突出，在這一點上比孔子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的思想，也大大前進了一步。值得指出的是，孟子的“與民同樂”的觀念，作為他的原創性的文藝美學觀點，其意義是巨大的。音樂、舞蹈、詩歌最初都屬於下層的人民，但卻被統治者搶去作為享樂的工具。孟子提出“與民同樂”，雖然還不是還藝術於人民，但認為人民與統治者在文藝娛樂上可以平等，這就富於人民性的因素，應該對此給予高度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