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並非偶然。可以分以下幾條來敘述。
（一）社會環境的動亂與“以情緯文”
東漢末年封建統治者腐敗專橫，外戚宦官之間爭權奪利，兼並土地，民眾饑餓，流離失所，陷入絕境。於是發生了黃巾農民大起義，隨後形成了三國混亂局麵，這以後可謂內亂外患、戰亂饑荒，接連不斷。在封建專製的統治下，知識分子動輒得咎。東漢末年的黨禍就十分恐怖。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由各種原因被害的著名文人有孔融、禰衡、楊修、丁儀、丁廙、何晏、嵇康、張華、石崇、陸機、陸雲、潘嶽、劉琨、郭璞等。這是一個由治到亂的時代。這樣的一個時代，對士人而言，情感多於理智是很自然的事情。“本來人是有理智同時又有情感的動物，發於理智的文學偏於紀事載言，發於情感的文學偏於吟詠情性。漢魏的社會，一般來說，是由治而亂。治世有光明的前途，理智得到發展的機會；政教有常軌，情感遭受相當的限製。亂世的前途暗淡，理智的計劃無用；政教無標準，感情可以任意發展。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情緯文’。紀事載言的文章宜於質，吟詠情性的作品需要文，所以自建安的文學‘甫乃以文被質’。”[1]“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這句話，出自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其意在情感的文學占了上風，迎來了文學的自覺時代。文學的自覺時代的標誌是抒發個人的情感的作品的大量湧現，文學理論也跟進發展。
（二）儒學的衰落與玄學的興起
由於社會的轉型，漢代曾“獨尊”數百年的儒學迅速衰落。這是因為，由於社會政治的腐敗，儒家的倫理道德的虛偽性的一麵完全暴露出來，無法維係人們的信仰；同時後期的政治家如曹操等摒棄儒學而推崇法家，尚刑名。這樣儒學既不能成為自覺追求的理想，又不能被用以謀生，其迅速衰落也就不難理解了。傅玄《舉清遠疏》中說：“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傅玄的話，可以說不但是魏晉時期情況的寫照，也是南北朝時期情況的概括。與此同時，老莊的道家卻被推到了崇高的位置，這一方麵由於戰亂頻仍，政治環境惡劣，人們急於尋找精神的安頓之所；另一方麵也可用虛無的思想來表達對政治壓迫和禮教束縛的反抗。他們選擇了老莊是曆史環境使然。他們以空談來消磨時間，“有無之辯”“名實之辯”“才性之辯”“言意之辯”“形神之辯”等，就是他們辯論的內容，於是形成了魏晉“玄學”。他們不但研究老莊，甚至用玄學的觀念去詮釋孔孟言論。儒學的衰落和玄學的興起，不但對文學產生了影響，對當時文論的推進也是巨大的。一方麵，像“有無”“虛實”“言意”“形神”“才性”等問題本來就與文論密切相關，玄學的研究當然對文論有很大的啟發；另一方麵，文論擺脫了儒學教條的束縛，從形而上的玄學中借用了方法，這對文論的發展也有相當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