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圖提出“韻外之致”不是偶然的，這裏涉及作品中言語與它所要表現的審美體驗之間的關係。如果說“言不盡意”，在莊子那裏，其困難是一般性的語言無法接近他所追尋的神秘的、縹緲的、“莫見其性”“莫見其功”的“道”的話，那麽，在詩人作家這裏，“言不盡意”的尷尬困境，是關聯到如何用一般性的語言，來表現詩人作家的審美體驗問題。陸機在《文賦》中明確提出了“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困難，並認為“非知之難，能之難”。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篇也談到“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的現象。應該承認，從常理說，語言與體驗之間存在著“鴻溝”。語言的確是一般性、概括性，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
語言在本質上隻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觀念；而人們所指謂的東西卻是特殊者、個別者。因此人們對於自己所指謂的東西，是不能在語言中來說的。[2]
當然，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給人們帶來很大的助益，特別在運用它來指稱和推理的時候，它的確是一種有力量的東西。但是，它的一般性和概括性，又使它有時顯得無能為力。例如，“山”是對一切山的概括，當我們麵對中國湖南西部天子山的某個在雲霧中奇特的山峰的時候，“山”這個詞，連同其他一些同樣是一般性的詞，就很難傳神地、精確地把它描寫出來。若是用語言去表現詩人作家的審美體驗，就更加困難了。卡西爾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他說：“我們的審美知覺比起我們的普通感官知覺來更為多樣化並且屬於一個更為複雜的層次。在感官的知覺中，我們總是滿足於認識我們周圍事物中的一些共同不變的特征。審美經驗則是無可比擬的豐富。它孕育著在普通感覺經驗中永遠不可能實現的無限的可能性。”[3]這就是說，如果說普通知覺由於它的單一性有限性，與普通語言的單一性穩定性還勉強可以匹配的話，那麽審美體驗的豐富性和無限性，是普通語言無論如何也無法窮盡的了。審美體驗是人的一種“高峰體驗”，馬斯洛說：“這種體驗可能是瞬間產生的、壓倒一切的敬畏情緒，也可能是轉眼即逝的極度強烈的幸福感，或甚至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癡、歡樂至極的感覺。”[4]詩人的體驗也是高峰體驗，當然也是無法言傳的。但是我們這裏要指出的是，這種思想早在2000多年前和1000多年前，中國的智者就有深刻認識了。例如，漢代的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前117年）提出了“賦家之心”說，他說：“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其傳也。”[5]賦家，就是當時寫賦的詩人，可以引申為一切作家。“賦家之心”，即詩人的審美體驗，雖存在於心中，卻是不可知的，實際上是一般的意識所無法把握的，因此也無法被一般的語言傳達出來。司空圖自己也提出“詩家之景”說，他引戴容州的話說：“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6]這裏所說的“詩家之景”當然不是單純的“景物”，而是詩人心中情景交融時的審美體驗。司空圖認為，如同陽光照射下的煙霧朦朧的美玉，那種感覺恍惚迷離，是很難用普通語言捕捉的。中國古代詩人、作家認識到“言不盡意”的困境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第一，他們清醒地認識到審美體驗的多樣性、朦朧性、流動性和複雜性，不容易捕捉。第二，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一般語言的缺陷，必須想辦法采取別樣的語言策略，才有可能化解“言不盡意”的困境。第三，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解決“言不盡意”的困境，不僅僅是追求風格的含蓄問題，而是追求詩的美質的全局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