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前，餘在期刊先後發表一係列中國史學史論文，及至年屆不惑，乃合其後續所撰之若幹篇，結集為《中古史學觀念史》出版，以為恩師朱際鎰先生壽。回首以顧，今已逾耳順之年矣！
拙著當年論述之斷限自司馬遷始，而止於劉知幾。其所以如此，是因司馬遷開創了“實錄”本質的“新史學”，而此史學觀念當時尚不甚明，要至西漢末博極群書之大儒劉向、揚雄等人出，“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遂令司馬遷之史學特色與成就大明於世，成為穩定的史學概念與學說，為班氏以降諸史家、史官奉以為圭臬。劉知幾即本此實錄主義，對此前的諸史著及史家進行學理批評，或許時有“工訶古人”，然卻在學理上確立了此下千年實錄史學在中國主流史學的地位，不僅隻是馬班功臣而已。就史學理論而言，以“實錄”為本質的“新史學”，始於子長，明於劉班，奠於子玄，前後映輝，而其間的變化發展卻不可方物。因此，以餘拙劣，遂試圖以此作為斷限，對其間之史學思想觀念以及成就得失，進行分析比較，辨章其淵源，討論其脈絡，庶幾有以貢獻於學界。
曾有人問餘，為何稱司馬遷之史學為“新史學”？餘竊答以“新”之為義與命辭，絕非受歐美影響之當代史學所能壟斷運用，蓋曆史每個階段的發展皆各有新事物之出現產生故也。《禮記·大學》篇雲：“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即此之謂。是以漢朝之人，以“新”為名之著作，如《新論》《新語》等，屢有發表，甚至王莽代漢，亦徑以“新”朝作為國號。至於餘稱司馬遷之史學為“新史學”，蓋用以分別於先秦的古史學而名，斯又何足可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