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史久矣，其有史學則晚，先有此事而後有此學，斯乃學術緣起之常。曆史、史書與史學，人往往混一而不易明辨。孟子謂“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則對曆史、史書與史學三者，關係顯已有所理解。
曆史與天——今謂之宇宙——同生共起，原未以人為主；自人類出，曆史乃以人為重，於是人在過去特定時空所施行之事，遂為世人所謂之曆史，即齊桓、晉文是也，亦即司馬遷所謂之“故事”。
曆史初無文載，而有口傳語說，初民此史學形式，至春秋戰國日湣，然猶有《國語》、瞽者，可以考見。口傳說史之所以亡，蓋因文字發明而書籍興起。秉筆之官古稱為史，其所記行事設施，乃今謂之曆史者也。及所記日積漸備，編而為書，此即所謂經籍，後之所以知古，遂有確實有形之憑借，於是詩亡而書作矣，孟子之言乃可解。7世紀中期唐修《五代史誌》（即今《隋書》諸誌），其《經籍誌序》述論經籍緣起，言之頗備，殆即引申變化孟子之說以成，隱然有經籍皆史說之意。
史官所記行事設施，其文則史，是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百國春秋等經籍者，亦即史書。史官記何行事，記何設施，憑何如此記錄，為何有此書法；既積備矣，如何分類編策，為何如此分類？雖為之至簡，而思想觀念、方法創意豈能無於其中？其義則孔子竊取之矣，此之謂也。近人或謂先秦無史學，真的史學，應該從司馬遷作《史記》以後說起。甚矣，其人之拘今繩古，無得於史義也。
抽象言之，曆史乃時空之流變，而人物行施隨之以變，故史公特重述論“古今之變”。史公所開創的史學，確與先秦有大差異，但絕非於傳統史學無所因藉，平地突起者。史公對先秦史著，頗分散述論之，自此以降，如荀悅、杜預等，更是發揚古者國史策書之常——包括史學精神理念、史料方法等——的功臣，於是促成二體競爭，古史與今史二分確立，是則史學有“古今之變”，至晚7世紀已然大明。[1]據此而言，謂古、今史學不同可，謂古代無所謂史學則不可。論述先秦古史學，原非本書初旨之所在；而秦漢迄今，史公所創新之史學，主宰史壇凡二千年，故初旨自史公“新史學”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