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死前所言，對司馬遷日後整齊經子、論載曆史之動機，及成就、使命諸意識，影響啟示頗大。司馬遷創新史學諸思想觀念，胥由此出發而加深加闊。新史學之與當時的所謂經學——尤其春秋經學不同，一為實錄，一為空文。一為由古今之變、天人之際中求道，是曆史的；一為懸出超史之道，以繩人倫，以考萬物。司馬遷《自序》辯孔子作《春秋》，論之已審，經、史有差異，或致日後發展頗分道揚鑣，因子亦已伏下。
新史學又與古史學有不同，前者其性質在論述，而後者則為記錄。前者以紀傳為體，後者以編年為綱。前者以總體全程之過去為對象，後者以祀戎政教為對象。要之，二者追求實錄之宗旨，前後大體一致。
所謂實錄，不僅在追求史實之真實——所謂真相是也；兼且追求史義之真實——所謂真理是也。由研求事與義之真，而至據實記之，如實書之——即為求真、存真以至傳真之全部過程、方法與效果，然後稱為實錄史學。班固謂劉向、揚雄之徒，服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是即足以奠定新史學的性質特征，闡明其宗旨方向。如此之史學，故特重網羅史料、考論行事、稽明道理之三段法，以為其方法論的根本。事理必須論而述之，始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則新史學之所以為論述史學，概可知也。
司馬遷為何以人類曆史的總體全程作探究對象，此則另與其承受當時流行的天意史觀有關。三五相包說是三統論結合五行相克說的學說，有曆史分期論、命定論、循環論、型態論諸理念內涵，史公置之於曆史之總體全程，以作究論印證，遂創為通史。其後班固亦本新三五相包說——三統論結合五行相生說，加上國家主義、本朝意識等，欲“究漢德之所由”與是否屬性型態為火，遂別創為斷代史；然其綜行事、貫五經、論述事理、洽通上下的新史學要旨尚存，章學誠謂其書“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製裁，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1]自漢魏以降，《史》《漢》遂漸成與五經匹亞、師法相傳之學術，繼起日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