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太史公自序》（以下簡稱《自序》），知司馬談對其子的撰述《史記》具有甚大的啟發影響。這些啟發影響，奠定了司馬遷的曆史觀念與意識，而與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和遺囑有關。因此，司馬遷特別將此兩段言論記述下來。[3]
先秦諸子之學均為“私學”而無稱“家”者，將包括儒學在內之諸子學統稱為“百家語”，殆自李斯建議焚書始。司馬遷於《自騙子》末段之子序中，謂曆史文化的發展，至周而廢弛，秦朝撥去古文、焚滅詩書，使圖籍散亂，文化遭劫。俟漢興，而始“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集於太史公”雲。司馬談時為太史公，得以廣泛讀書，因而歸納六家以論其要旨，其動機蓋謂“湣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因而他要對此六家做一反省批判，以啟示當代及後世學者。在其思想中，陰陽、儒、墨、名、法五家各有優劣，而推崇道家，這已是眾所皆知的事。然而，照其觀念推下去，此六家皆“務為治者也”，隻不過是“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罷了，是則推崇道家即無異表示道家融合了諸家優點，而最能為治了。司馬談此一看法，後人或誤以為司馬遷的觀念，遂從揚雄、班彪之徒始，嚴厲批判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為此而為司馬遷辯護者亦已多，姑勿論之。要之在此值得根究的，乃是司馬談在何種意識下而有此論著，其對如儒家的最後認知如何，為何能影響其子？解答這個問題誠非易事，必須與其遺囑作比較，庶可得之。其遺囑對本文的論證有大用，茲錄之如下：
太史公（司馬談）執遷手而泣曰：“餘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複為太史，則續吾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