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史學”的意義
司馬遷以降較正式及完整的中國史籍，可以劃分為古史與今史，就體裁而言，前者蓋指編年體，後者蓋指紀傳體。事實上，體裁之異，其背後實有觀念意識乃至研究方法之變動以作支撐，否則古史學自司馬遷以迄汲塚發掘，其間沉滯約三個半世紀，雖有荀悅撰《漢紀》而無以挽狂瀾，此事實難以理釋。反過來看，所謂“今史”也者，在當時實即相當於今日之所謂“現代史學”或“新史學”。這種史學有別於“古史學”或“舊史學”，由司馬遷開創，好事者繼起，然後由班固改創，陳壽遵承，乃至東漢政府取之以為國史修撰的新體，民間、官方，風起繼作，於是得以橫掃史壇，驅逐古史而取得“正史”的地位。從開創以至繼起改創，實際上已得視為一種學術運動。這種新史學運動因何觀念意識以開創發展，憑何條件而獲得史學上幾乎定於一尊的地位，並使史學得以成為傳統學術的大宗？此誠值得深思求解者。
新史學運動從開創至奠定，實非朝夕可蹴之事。司馬遷在西元前1世紀前期撰《史記》（以下視論述情況而還稱其《太史公》原名）而卒後，如班彪所言，“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鄙淺，不足相繼”。這些“好事者”事實上包括了大儒劉向、劉歆、揚雄，甚至班彪在內，積此許多繼起努力的經驗，然後始有西元第一世紀中期的班固改創。班固改創之功得到東漢政府認可及采法，遂為以後的政府及民間史家所遵行，殆四史（《史記》《漢書》《東觀漢記》及《三國誌》）陸續完成，新史學始得實際的奠定。兩晉以降，“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1]洵洵乎其盛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