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之間儒學發生三變，第一變是儒學之六藝變為經學，上節已論之；第三變是經從載道之學變為天人災異之學，後文將亦論之。於此，僅論其第二變，即六經作為古代曆史文化折中之學，亦即古史學之宗子，為何與如何變為絕對真理的載道之學，以及新史學何以與此有關。由於秦火之後，至漢初，五經之學雖漸漸恢複，但《春秋》以外之四經作為古史學之宗子，認知日淺，而《春秋》為孔子史記，《左氏春秋》整齊“仲尼弟子”對《春秋》之異傳，其事實與觀念幸因司馬遷之論載而得以流傳，故此處擬以《春秋》作為主軸，從第二變切入，略窺三種變化間之關鍵。
據陸賈之言，可知六經最遲至秦、漢之際，已不再被儒家弟子視為古史，《詩》《書》已非記言之史，《春秋》也非記事之史，餘經更無論矣。然而孔子修《春秋》之時，未嚐不知此種學術是“古者國史策書之常”，是以訂《春秋》之教為“屬辭比事”，並謂“《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然則何謂“屬辭比事”？
按：《春秋》據舊史而筆削，其方法不取補充史事，反而是約文去煩，以一萬餘字記載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恐怕比原來之舊史記更簡要，蓋其所欲修者，殆是一部方便其教以及弟子學之教科書耳，刪《詩》《書》等也應如是觀。是則《春秋》作為書籍之性質，於孔子應有近代史講綱之意，以故當初之構想原就不以文字論述史事為主，而是欲保留舊史記之體例書法而略事筆削，以為講本；至於對史事之本末、書法以及評論，殆即在講堂上說明。此即講本宜簡、講論宜詳之教學方法，所以孟子才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之說，是即表示孔子於《春秋》文本之外，另與弟子詳細口說齊桓晉文以及管仲諸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