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別子為祖：子與經之出於史而變於史
前引章學誠之言，謂“古未嚐有著述之事也。……文字之道……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也。……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嚐著述也”，此說之所謂古者若指孔子以前，則未有“以文字為一人之著述也”者，誠是；若謂“夫子未嚐著述”，則待商榷，上章已論之。至於章氏又指出“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之學術發展趨勢，則大抵可信；隻是若謂著述至戰國而大盛，則更近真相。蓋此種變化，與子學（含孔子）在春秋時之出現及發展有關。
按：上古無私學，學術與教育皆掌於王官；然自孔子以降，此格局乃出現變化。孔子感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其所處，正是天下無道，政在大夫，庶人興議之時代。當孔子汲汲遑遑遊說列國之時，其目的是欲將學自王官之學施於應用，以使天下恢複有道。及至其願不果，乃退而以其所學——王官之學，即後之經學，以及己學——即以《論語》為代表之儒學——以教人，並對世道有所論議。此例既開，諸子繼起，亦各以己學教人，於是官學下降民間，言辯紛起，私學大興而庶人有議矣。
此學術之流動轉型，劉向、劉歆父子於整理群書時，辨章其學術，考鏡其源流，分諸子為十家，謂皆出於王官之學，複將六藝之學與儒家諸書分開，並將儒家列於十家之首。十家之中，直謂“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其理由為道家者流“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麵之術也”；至於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理由是“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此說見於《漢書·藝文誌》，蓋已為研究中國學術史者所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