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由口傳曆史發展為文字記事，此即所謂“百國春秋”，而孟子口中之《春秋》《乘》《檮杌》等編年之書即其代表。然而惜乎秦始皇三十四年，納丞相李斯之言，下製令“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此為中國第一次大規模史禁，於是諸侯國史燼於一炬，以故史禍遠甚於“在齊太史簡”。由是先秦史書之記言、記事方法及其前後變化，遂為後世所蒙。按：李斯之所以建議焚史禁史，其主因是“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而與“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之政策相違。[11]至於其所以明令“史官非《秦記》皆燒之”而焚及《詩》《書》也者，蓋秦廷此時仍知此二書乃是古代史書，為諸生之基礎與普及讀物，更是“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之所以依據；至於連及“百家語”，則是因其為應用曆史以建立之“私學”，而與學者各“以古非今”之因素有關（詳見下節）。
蓋自孔子以來，編年記事之法恐怕與姬周盛時已有所差別，此與“私學”之興起有關。也就是說，先前史官所“常敘事之法”，概需依循於王者製定之價值標準與規範，此即所謂王製義理之成法，以故史官不得逾越而記；然而自孔子之後，曆史已為私家所講論所利用，於是為史者遂可得而從中有“作”。此處先以儒家為論。
例如，魯宣公二年秋九月，趙穿弑其君，而晉太史董狐則記曰“趙盾弑其君”，其辭甚簡，且含“責帥”之義，與魯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齊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方法含意相一致。然而孔子作《春秋》，則改為“晉趙盾弑其君夷皋”，“齊崔杼弑其君光”。古時為君者諱，而孔子竟直書此二君之名，其意在彰顯此二君之無道不君，是則已有“思”與“作”之意義。至於董狐責罪於趙盾，《左傳》載孔子評其事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