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什麽喜歡打開報紙去觀看那些已經發生的事實，如同兒童喜歡喋喋不休地描述其一天的事情或“人們喜歡看熟悉場景和人物的小說或電影”？對此，麥克盧漢的回答是：“因為對理性的人來說，在新的物質形態中看見或認出自己的經驗，是一種無需代價的生活雅興。”[83]這是他所謂理解媒介的關鍵。晚清新式報刊的出現卻更加讓人興奮，其引人之處除了這種“再現”，更在於人們處在一個巨大的國家和消息封閉的政治製度下，報刊披露給普通人過去難以獲悉之事，並提供一個可以討論的渠道。可以想象，這給了那些第一次接觸的人以怎樣的興奮和啟發。
梁啟超在戊戌變法之後稱：“專製之國家，最惡報館，此不獨中國惟然，而中國尤甚者也。”[84]報刊之所以吸引知識精英進入其中，這一切的發生需將其置於近代中國背景之下。由此，後來者方能更好地理解這一行業及其從業者的社會形象、功能所發生的改變。報人正當性與社會形象的變遷同步演進，互相促進的背後，推動力量固然很大程度來自西方新式報刊的導入和示範，卻脫離不了中國人“自強”的社會心理與實際需求。
早期來華傳教士以及創辦《申報》這樣商業報刊的西方人，直接目的當然並非推動中國現代報刊出現，進而推動政治改革，而是宗教或商業利益。不過客觀上卻幫助中國完成了從古代“報刊”到近代化的轉身，並塑造了一個新的報人形象。19世紀來華的西方人士多少經曆了西方報刊實踐和新聞自由理念的洗禮，他們的報紙從一開始就大異於中國古代“報刊”，均將新聞報道或言論置於主要位置。此外，西人習慣於以民間、社會立場，在報紙上展開政治話題，大膽提出批評，在其看來此為報刊角色或價值的應有之意。當發現這些觀念為中國所無，他們強調先進的報刊形象以及報人的社會地位，不僅可使自己的報刊傳播更容易獲得影響，更可通過報刊便捷地導入各種新知識、思想，影響中國知識精英。激發後者的思想與西方接軌，這無疑最終有利於西方人的在華事業，無論宗教還是商業。因此，在進入中國不久，《萬國公報》等即展開了係列思想啟蒙，很快他們的目的已不滿足於通過報刊傳播宗教，而是改變社會麵貌，甚至希望中國在政治上展開改革，從一個自負的腐朽的帝國，走向他們所希望的文明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