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合叢談》開始，關涉時局和變法的討論已在西人主辦的報刊出現。1870年，《萬國公報》的前身《教會新報》連續發表了赫德的《局外旁觀》、威妥瑪的《新議論略》，均討論了中國變法問題。[68]《萬國公報》更是成為公認的維新改革啟蒙報刊。對於出版更多非宗教內容的趨勢，即使從宗教本身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釋，即李提摩太所言：“政治與真正的宗教就是無法分開的。”[69]他反對用神聖和世俗的區別劃分上帝創下的人類事務，擔任天津《時報》主筆時他一年內寫了兩百多篇社論，很多涉及時政，後來部分編輯成《時事新論》一書於1895年通過上海廣學會出版。
不過，就討論的公共性、日常性以及影響而言，報刊輿論力量和批評監督角色的呈現主要來自《申報》，正是這份報紙讓中國人初步意識到包括官方決策在內的一切問題，皆可以用公開的方式進行社會討論，而非昔日傳統政治下的單向下達或命令。
《申報》的公共輿論能力，首先奠定在內容的廣泛性和讀者的大眾化之上，這讓它擁有了史無前例的讀者群和介入日常公眾生活的能力。《申報》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傳統中國舊報刊區別，強調自己的“新”，重要體現就是內容的寬泛和民間化。在回顧自身曆史的一篇文章中，該報描述說，“中國昔年隻有邸抄（邸報），並無報紙”，“隻涉朝政，不涉細事（民間的事情）”[70]。正是這些民間細事，讓《申報》迅速擁有大眾讀者群，令報紙出版後在市民中反應熱烈。此前的《上海新報》（1861年）、《六合叢談》（1857年）等誕生雖早，但範圍卻限於少數知識精英。《申報》則從1872年創刊時的銷量600份，迅速猛增到3年後的6000份（日銷），數年後的1877年達近萬份。[71]此外，該報於1876年創辦白話文《民報》副刊，以半個銅板的低廉價格使讀者人群抵達底層工匠和手工業者，因此說這張報紙走進上海周邊的千家萬戶並不誇張。該報1887年刊發了一篇自信的宣傳文章《論本報之銷路》，描述了自己如何為大眾喜愛。文章稱：“餘嚐聞之售報人言，皆謂閱報之人市肆最多”，而諸店調查為何喜歡閱讀《申報》的答案是，“《申報》文理不求高深，擔欲淺顯，令個人一閱而即知之。購一《申報》，全店傳觀，多則數十人，少則十數人，能識字即能閱讀。既可多知事務，又可學演文墨”[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