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譯報：辦報的正統“回憶”
傳教士導入近代報刊技術和出版形式，並將報館、報人的形象、地位進行新的再造，但就中國內部而言，作為一種公開的民間表達而非體製內議論，報刊的興起離不開“合法”地位的獲取和實際活動空間的拓展。從這個角度考察，不難發現新式報刊的正當性很大程度上為官方自身開啟，其動因根植於早期對外部世界的不安和“洋務”的自強需求，這可上溯到第一次鴉片戰爭。
作為近代較具世界視野的官員，林則徐在廣東禁煙時已經注意到，“夷人刊印之新聞紙”將廣東事與該國事互相傳遞，“互相知照”[36]。他將翻譯自新聞報刊的譯稿統稱為“澳門新聞紙”（指翻譯采用的原刊在澳門出版）[37]，認為這種“新聞紙”是探訪夷情的重要手段，甚至將之視為製敵之術，稱翻譯之後“所得夷情，實為不少，製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38]。毫無疑問，林則徐這樣的官員不可能將報刊視為大眾媒體，新聞紙即“內地之塘報也”的看法也明確顯示了他對西方報刊的認識，來自傳統邸報框架。林所看重的是報刊之中的“情報”，目的是“發揮報刊傳播信息的功能和輿論的功能來推動自己的事業，隻是以情報的觀點來利用報刊”[39]。盡管如此，《澳門新聞紙》還是經常被認為是第一份國人所辦報刊，由於以翻譯的“譯報”麵貌出現，因此帶有服務本國政治、軍事和外交目的，即日後王韜所言強國之需的知己知彼：“采錄海外事，凡土地之廣狹，風俗之強弱，技藝之良桔，言之纂詳，必隨事隨時譯而錄之者，蓋即孫子所謂知己知彼之意”[40]。因林則徐的身份和自強訴求，這種“傳統”不能不抹上濃重的官方色彩。早期譯報活動隨著林的政治命運而暫時中斷，但日後開明官員和致力於改革的知識精英在“回憶”本土新式報紙時，一再追憶到林則徐，並且將譯報作為起點，將辦報視為一種有益國家的改革措施。例如，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稱：“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務”[41]，並由此描述中國報刊的開端：“乙未（1895年2月—1896年2月）以後，誌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與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42]。康有為在保國會演講中稱：“暨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譯洋報，為講求外國情形之始。”[4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直接指出，“林則徐乃創譯西報，實為變法之萌芽”[44]。這種“回憶”或指認，無疑對報刊在中國的誕生、發展，賦予了很大正當性，持續影響著早期報刊參與者。《時務報》興起時，總經理汪康年最初的設想也是以譯報為重點，他在1898年《國聞報》刊登的啟事中稱：“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此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別同異，無以酌折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於上海。”[45]汪氏還在“中國公會”章程草案中，寫下了計劃“附刊於譯報之後，如款項稍充，則會報宜別行，專報會中事務”[46]。梁啟超刊發在《時務報》的人生第一篇論述報館功能的文章，首先提及“廣譯五洲近事，則閱者知全地大局，與其強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議天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