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注意到晚清江南一位大員的觀察：“當時社會出現一種怪現象，輕佻的下層官員或百姓有意見時，不循正常的書奏管道，而是徑交各種報刊發表。”他認為這種不解正好反映新網絡促成新式輿論的出現，公共輿論“成為一種相對於官方而言具有獨立意味的領域，甚至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競爭，並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誌”[1]。
上述過程中，媒體權力和依托這種力量的媒體精英，已浮出曆史水麵，盡管此時尚顯模糊，但已足夠令體製內官員感到詫異或憂慮。
媒體精英，作為一種與報刊輿論相聯係的新型精英，從世界範圍看，是印刷業發達和報刊輿論崛起後的產物，而為傳統社會所無。就中國來說，古代所謂“報刊”可視為政府機器的一部分或政治功能的延伸。邸報和各種民間“小報”並非麵向不特定公眾、定期發行的真正媒體，所謂報人其實是一個送報人或商販形象，與傳統精英幾乎沒有交集。
中國傳統精英主要是經由科舉獲得功名的士紳。與其他人群比，他們有著典型的精英文化特征：具有超越心態，對普通人群有代言、指導的精英意識，自視負有匡計天下的責任。這個階層從個體來說雖具有開放性和流動性，整體上卻無疑具有穩定性。瑪麗·克拉賓斯卡在《法國精英的流動》中將精英的流動方式分為三種：統治精英內部不同的流動，來自社會下層的人成功進入現存精英人物圈，以及社會下層的人組成新的精英集團。[2]中國傳統精英的流動，基本屬於社會下層人士成功進入現存精英圈，科舉作為一種精英選拔和生成機製，幾乎吸附了所有社會精英。也因此，在“中國曆史上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能以各種方式將其權利置於國家之上的精英階層”[3]，或者說沒有出現一個精英階層，可以有效限製國家權力的行使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