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精英的形成，實質是輿論生產和流通權力的獲取，報刊輿論權力的建構，與媒體作為政治參與、社會動員手段緊密相關。就中國而言，這種精英之所以在甲午後初具雛形，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戰爭所引發的知識群體的不滿和政治參與欲望，這種試圖動員更多體製外力量推動政治改良的訴求，也得到了官方的部分認可。在此過程中，報人自身對“媒體權力”的認識，從無意識到自覺，逐步有了深入理解和操控能力。
社會學家邁克爾·曼描述人類社會權力來源時做了如下分析，人類社會權力來源於人類的四個最基本需求，其中包括“人們需要對自己生命和周圍世界的意義做出理解和解釋，並在一個共同的價值規範和禮儀體係下生活。這構成了社會意識形態權力的源泉”[27]。現代知識分子對文化思想的影響，主要行動之一就是參與報刊媒體，“基於知識分子與傳播媒介的密切關係。透過這些傳播媒介，他們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28]。在這一點上，雖有時間與程度上的差別，但傳媒業在中西方均出現了對知識人的賦權。在歐洲，熊彼特認為：“大規模報紙企業是知識分子集團提高地位和增加其勢力的最有力的工具。”[29]
精英理論所指精英，一般指向這樣的人群：運用權力或能夠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施加強大影響。對“權力”的界定固然存在差異，但本質是“指一個行為者或機構影響其他行為者或機構的態度和行為的能力”[30]。羅素認為，權力的形式可以根據影響個人的方式或有關組織的形式進行劃分，其中有“輿論的力量”[31]。傳播學者拉斯韋爾則從處理“象征”能力方麵承認了一種精英的存在，後者的技能包括辯論文章、新聞故事[32]。米爾斯則指出，權力精英並非千篇一律的統治者，也應該包括“意見領袖”，他們屬於“更高層次構想與決策的領航人”[33]。總的來說，媒體權力來自信息、輿論的生產和傳播能力，表現為社會影響力，具體而言則主要包括動用輿論壓力監督批評政府和幹預重大社會事務，通過日常報道設置社會議題，影響公眾對社會環境的感知與判斷，以及對民眾認知、價值觀念“培養”和動員等。由於這一過程並不在明顯的國家權力控製之下進行，而發生於潛移默化的日常媒體行動之中，因此經常表現為一種隱性而非顯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