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知識精英的議論文字，多限於知識人之間流轉，通過同年、同鄉、同僚和師友之間的書信溝通，很少流向大眾階層。其基礎是共同的典籍知識背景（尤其儒家典籍），這構成了他們共同的語義空間。在長久的曆史中，傳統精英通過教育掌握文字而獲得社會話語權。對古典文字書寫這個稀缺能力的掌握，相當程度上造就了知識精英的權威。傳統中國，“文字是得到社會權威和受到政權保護的官僚地位的手段”[72]。胡適甚至認為文字是中國古人的一種權威，認為“名教便是崇拜寫的文字的宗教，便是信仰寫的字有神力，有魔力的宗教”[73]。
作為權力的新容器，媒介的變化引發使用者的權力相應衰減或增加，文學寫作在很長時間內構成了一種“文學權力”，不過當其他敘事話語特別是大眾傳媒話語依托新的符號和媒介後，後者“能夠更好地滿足權力得以實現的功能”，此時“文學權力必須要呈現出全麵萎縮的征兆”[74]。伴隨西學東漸，傳統典籍權威日趨下降，中國新興知識精英敏銳地投入到新領域，這裏不僅有新的符號操作空間，更為重要的是，近代報刊所構建的是一個廣泛的“報人—讀者”共同體。其參與者早期多為知識精英，但不久便突破人群身份局限，市民、商人、士兵、學生特別是留學生都很快卷入進來，這一共同體分享的語義空間不再是儒家經典，而是報刊言論以及裹挾其中的政治、文化、社會新知和政治呼籲。
這種轉向本身為無奈的現實所迫。典型代表如梁啟超，強學會被封禁後，服器書籍皆被沒收的梁啟超流浪於寺廟之中數月，感慨時局，認識到“自審舍言論外，未由致力”，於是才體悟“辦報之心益切”[75]。大批知識精英選擇辦報，無非是為自己的政治改革構想尋找新的合法渠道。至於報刊文字書寫，雖因新聞紙換了載體，但對傳統士人並非難事，甚至不少人可謂得心應手，變化的隻是政見呼籲方式的報刊化和對象的日趨大眾化，但這一改變很快令人發現了報刊媒體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