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權力的生成，表麵上看是民眾將民意兌換成一種新權威，實質影響力卻落實在投身報業的知識人手中。報刊討論發起的主體表麵上是“社會”，操作場域卻是報館，新興報人借此重新構建了自己的政治勢力。此前中國傳統士人困於體製內部，缺乏一般政治性聽眾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得到解決。從改良派到革命派，通過報刊皆樹立一批輿論領袖，後者擁有大批讀者，並可轉化為政治動員對象。
“語言也是一種資源，我們能夠使用它來塑造我們的世界。因此，在這一意義上說，筆為利劍。我們通常在實踐中體現著語言並受之限製，但這些實踐部分地取得其主導地位歸因於我們抓住了我們通常所使用語言的權力。”[80]像其他社會權力一樣，語言特別是媒體語言隱含著一種強製。這一點在政治轉型期尤為突出，知識人與媒體結合為新型精英，通過新的更具傳播力的媒體“語言”，深刻影響政治。從世界曆史範圍看，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美國開國時期均出現了具有較高社會聲望的報刊精英。
媒體精英在晚清的出現，源自傳統士大夫溝通、代表民意的角色重構，以及西方民主、權利觀念的激發，報刊言論自由思想和媒體獨立批判權力論說，對此有著更加直接的影響。此外，媒體話語是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後，所形成的一種新的溝通整合方式，它適用於更為複雜而陌生的社會，後者令人們再也無法深入生活本身，而更多地依賴於外在的媒介係統。這很好地詮釋了所謂權力源於社會關係。媒體精英的誕生，與現代媒體所具備的新社會控製、整合能力密切相關，後者為現代社會正常運轉所必需。
生成方式不同於傳統，媒體精英帶有更多自發、開放特征，新興知識人沒有固化於報人這一新身份：一部分人不久選擇成為政黨、教育精英，隻有少數成為職業報人。民國之後的報人群體更加多元化、職業化，雖有新的精英如歐美留學人群的加入，但就精英氣質和政論色彩而言，最為突出的曆史階段無疑是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