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即為行動。
——維特根斯坦
緒論
一
近代報刊經由傳教士入華，傳統士人開始接觸並逐漸進入這一領域，從早期受雇於西方報紙到自主創辦，進而以報紙作為政治參與手段。在此過程中，報人群體的構成、社會地位以及他們對媒體“權力”[1]的感知均發生很大變化，社會地位也從邊緣日趨中心。從戊戌維新前開始，中國知識精英借助報刊論政，將辦報作為投身政治活動之起點或主要手段，成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曆史景象。
這些逐步成為新興意見領袖的報人，無疑是一批依托傳媒的新式精英，這種“大眾型”精英從世界範圍看是近代技術與社會結構變化的產物，而為古代所無。在中國，他們的出現較之西方更為晚近。那麽這一角色在近代中國是如何生成的？他們如何從邊緣走向中心，他們頭腦中的政治觀念和對報刊媒介的理解有著怎樣的變化？報刊言論這種帶有“社會自由”的現代表達方式，如何在一個對結社與言論皆有嚴格禁忌的國家獲取正當性和發展空間？報人聚構而成的報界或輿論界，對晚清政治文化塑造產生了怎樣影響？報刊輿論及其操作者在晚清政治改革和革命中，又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應該說，上述問題在曆史學、新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研究中已部分得到回應。隻是研究角度和解釋力似仍有相當的開掘空間。這些貌似宏大的問題意識之下，有哪些方麵仍值得進一步探討？這種探討的意義究竟何在？這是本文展開的起點。
人們可以看到晚清中國此番曆史圖景：西學東漸後艱難而屢告失敗的現代化努力和由此帶來的危機感，令傳統知識精英走向分化，部分退出官方政治體係，發展為日益與政權相離異的一股勢力。報人身份的興起，是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的重要線索之一，與晚清政治發展、變化緊密相關，因為他們所建構、操縱的報刊輿論已非體製內議論，正如薩托利所言：“公眾輿論首先是一個政治概念。”[2]此前，“盡管儒家一向提倡社會責任感，但儒家的道德理想主義並不是總能引起人們對國事的實際興趣的，何況當時清政府已經禁止公開議政。這樣一種政治意識隻是偶然存在於士大夫之間，而相互交流卻不容易。”1895年之後，中國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分散的觀點得到集中，《時務報》等維新報刊“這些新的渠道體係一經溝通，能夠很快地把分散的個人觀點集中起來並加以鼓吹”，而這被認為是“現代的公共輿論在中國的開端”[3]。報人的輿論建構日漸成為影響晚清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新變量，已得到公認。這種變量並非中國政治生活的舊有之物，由此曆史性地開啟體製外的公開討論和合法批判空間（雖尚不健全），力度和裹挾範圍之廣大，皆可謂史無前例。與此同時，近代報人啟蒙、塑造了現代意義上的“公眾”[4]和他們新政治意識，解構政府的權威感和合法性。在那些新興報刊閱讀受眾群裏，包括具有反叛精神的學生階層和握有軍事實力的新軍，他們日後成為實際反抗的重要行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