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更為切近的傳統而言，甲午之前的“清議潮流”來自19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宋、明等清議一度出現的反抗情緒不同，它更具保守色彩。此時清流們對下層軍人、商人依靠鎮壓太平軍或捐功進入官場大為不滿，進行反擊。這些清流人士基本為官場在職人士，沒有以文人群體更不用說普通民眾為依托，提出批判性意見。“他們所追求的，隻是在現存官僚行政機製之內，加強自己的名聲和鞏固自己的前程。”[122]這顯示了直到那時，麵對日益深重的國家危機，清議仍無法突破長期的曆史局限，體製之內的政治討論難以解決由天下轉為國家過程中所麵臨的諸多政治難題。
中國的傳統裏民意經常等同於紳意。朝廷雖然有紳意采集渠道，但隻有到了報刊的出現，“紳意”才得以真正的公共化。與傳統的紳意、清議相比，報刊的定期、公開傳播，在反映和形成、引導輿論方麵，均獲曆史性突破，確實能夠汲取包括普通民眾在內更廣泛的意見。報刊輿論取代體製內的議論，不僅是形式的改變，對現存政治的正當性也構成了挑戰。
這種轉變中政治討論主體從士人擴大到民眾，議論場域從官僚體係、準官僚的科舉功名共同體走向體製外的“社會”，顯示了傳統公共理念在近代的變化，其超越性的源頭和道德價值評價日益下落至世俗框架，個體利益和多數民眾成為新的正當性。此時的民眾，已從傳統中作為被統治者的百姓日益轉為現代政治意義上的“人民”。麵對突然而至的政治危機甚至文化危機，知識精英不得不尋求新的政治討論和參與方式。
這當然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導入相關，畢竟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日益被描述為一種先進的思想資源。但更離不開本土傳統的激活和發展。個體和權利意識的興起，正當性重心從天下轉移到個人，自有切近的中國思想淵源。中國近代思想的變遷，一條重要線索是顧炎武、黃宗羲試圖通過“合私以為公”，進而肯定“私”的價值。此前的王陽明、李卓吾的“良知”“本心”，事實上已將道德理性的權威部分下放至個人，“從明代王學中開始萌芽的個體意識和明末的自然人性論到晚清通過西方思想的催化，發酵為個人、自由和權利的新的價值觀”[123]。可以說佛學的“自我”和王陽明心學中的“個體良知”，都為威嚴的“天理”打開一道個人裂口。明末清初所出現的“合私為公”，承認不同的私人利益，隻是尚沒有達到後世的公共利益高度而已。明末思想家“企圖以肯定個人欲望與私有財產權，來思索政治合理性的問題，他們認為一個合於正道的政治組織是能尊重庶民之私、地方輿論，同時抑製君主之私的政府”[124]。可惜，上述思想史上的變化，沒有完成實質結果，反專製思想的火焰在清代遭到打壓，無法伸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