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學會、學堂這些組織媒介，報刊輿論對晚清影響最為突出。如果說傳統清議帶有一定的公共輿論色彩，但與現代報刊這樣麵向不特定受眾的媒介相比，前者在輿論的生產、擴散上效果非常有限。近代報刊雖處於現代傳媒業早期，但基本具備了大眾傳媒的特性和效果。哈羅德·伊尼斯稱，“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產生”[108]。此番言論無不誇張，不過現代報刊所“生產”的輿論，其特征與新的技術和傳播手段所激發的社會效應，無疑對傳統政治的運轉帶來了曆史性挑戰。
（一）放大、虛擬、負麵信息偏好
印刷語言和機械化生產使溝通更加頻繁，令大眾傳播成為可能。大規模的同一印刷產品的高頻生產和定期傳播，對受眾的影響具有累積效應，而眾多媒體對同一話題（如立憲等）的同步報道，使得這種意見產生共鳴效應，製造出社會普遍關注的麵貌。大眾報刊普遍自具“放大”功能，這是一種潛移默化過程，一般難以被覺察。
與傳統書刊相比，時效性強的日報、周報是密切關注當下的現代媒介，具有明顯的共時暗示。讀者幾乎在相同的時間段（報刊出版後的一個短周期內），共同進行閱讀，這給了報刊集中賦予意義或激發受眾反應的能力，可較為迅速地得到回應，從而幹預社會生活；另一方麵，共同閱讀的意識廣泛存在於閱讀者頭腦中，人們以為無數的他者正和自己一樣同時閱讀，並產生相同、類似的情緒，盡管事實上在很多時候這一切並沒有發生。由此不僅增強了傳播的實際力量，也激發了對報刊的儀式感。
而這一切的發生，並不為早期媒體受眾所熟悉，結果往往是強化了媒體的力量和權威。
在各種界定“輿論”的表述中，參照晚清報人的社會環境，筆者較為認可一種社會心理學的描述，即輿論就是那些被大眾傳媒揭示出來而被當作多數的意見。“沉默的螺旋”[109]，描述了社會從眾心理與趨同行為，指人們傾向於公開表達和傳播那些多數人認可的意見和觀念，而避免自己單獨持有一些態度和信念而遭到孤立和社會懲罰。而在對環境“意見”觀察中，公眾明顯傾向於采用大眾傳媒所反複描述的“詞匯和觀點”，因為後者通常被認為代表了“多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