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議與公論的過渡
近代中國政治生活與天意、天道等超越性源頭逐漸疏遠而日趨世俗化，更多地與世間民意發生關係，後者與天道合為一體的終極價值已大為削減，逐漸成為一種塵世化的民眾表達和利益訴求。因此從天道到民意，“這是古代正當性與現代正當性的根本區別所在”[49]。
在此背景下，需要一種新的“社會表達”以及與傳統道德生活分離的公共生活，報刊的出現既是對此曆史潮流的反應，也為其推動。新興報刊的介入，傳統局限於士人群體的討論主體開始下移，日趨市民化、大眾化，以數量為判斷標準的“眾議”開始借助報刊輿論顯示力量。在新的全國型[50]溝通媒介幫助下，看不到的“民意”得以依附新的載體。
報刊輿論首先呈現的是新舊混雜的過渡麵貌，比如以所謂“庶人清議”出現，將清議泛化或者說非體製化，逐漸超越士人階層而擴展至“庶人”。王韜在《論日報漸行於中土》中，將之稱為“庶人之清議”[51]。《申報》則稱“必集官紳而討論，而庶民亦得參清議焉”[52]和“下采庶人之清議，韋成強國之規模”[53]。鄭觀應指出需要用“日報”這一新興媒體加以替換清議，稱民情民隱“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54]。這些都是承認或試圖將清議的討論從士人範圍擴大到普通民眾。此時的清議已非古典原意，更多的是報刊輿論開始時對傳統的借用。畢竟在“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傳統中[55]，“庶人”作為政治評價的終極合法來源，原則上一直存在，隻不過需處“天下無道”之際罷了，也就是顧炎武所謂“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人之議矣”[56]。
結合普通民眾的“庶人清議”，正是過渡時期報刊輿論的社會觀感。人們注意到以儒家思想為歸依的體製內清議向體製外輿論的這種轉變，清議與輿論存在相互纏繞和此消彼長的關係[57]，它們經常並列使用或互相指認，如康有為就將報館與清議直接聯係：“近開報館，名曰新聞，政俗備存，文學兼述。小之可以觀物價，瑣之可以見土風。清議時存，等於鄉校，見聞日辟，可通時務。”[58]一直到梁啟超將報紙取名《清議報》，仍可清晰地看到這一轉變中的新舊雜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