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動因與條件：批判如何可能
古代士人議論，政治性突出，喜“言治亂”“議政事”或“論國事”。而政府對百姓的所謂惠民責任，被認為是一種隱形的鼓勵民眾抗議的政治文化。[1]不過中國政治傳統中的“社會抗議”，或是“以暴易暴”，如農民起義之訴求財富和社會身份，以及較為自覺形態的“替天行道”革命哲學[2]，或是知識精英道德自覺式“抗議”，局限於體製之內。當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體製內言論越過傳統政治體係，氣質不再是建言、上書的請求，而是構建輿論勢力以促成政治參與，日益難以為官方控製。言論場域的這種轉變深刻而影響深遠，它給了言論主體史無前例的空間，論說內容也隨之從建言、“上書”逐漸轉變為旁觀的批判、抗議。
上述變化的發生，重要動因在於報刊得以立足於體製之外，“站在社會的立場對政治發表意見，其本質即是批評的，因為不是批評的，便讓政府去做好了，何必發表意見”[3]。報人與官方體係的脫序一旦展開，批評勢必難以遏製。傳統士人向知識分子轉換，後者的社會職能正在於“批判”。如熊彼特對近代知識分子所定義的那樣：“知識分子集團不能不吹毛求疵，因為它以批評為生，它的整個地位依賴螫人的批評；對人的批評和對當前事務的批評，在沒有任何東西是神聖的形勢中，將注定成為對階級和製度的批評。”[4]
批判也是媒體監督的重要體現，它是現代媒體的核心功能之一。不僅如此，監督者或批評者的角色與中國士人的傳統角色一脈相承。抗爭的傳統內涵在於：“天理公共意識從天道性命的本體層麵立定公共性，本身蘊涵了高度的規範理想性，麵對現實的政治法度很自然生成批判和抗議的精神。”[5]可以說，士人轉型而來的知識精英本來就背負著憂患和批判意識，隻是新工具的出現（報刊），讓所謂道統對抗政統的局麵為之改變，立場從體製內轉向社會，並汲取了大量西方政治和媒體自由觀念以為新的後援。正如金耀基所言，“如果在政治之外，尚有抗衡政治之憑藉，則他的批評的自由將更大”[6]。此後報人所展開的論說和討論，氣質大異往昔。“這些製度媒介，不論透過傳統儒家‘公’的觀念或是新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觀念，都是以理性的討論來表達批判意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