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天下轉為國家，其中既有政治生活、製度安排之變，也有社會空間的生成。城市日益成為新的社會重心，知識精英從體製走向社會，政治、文化權力的正當性來源因此被更改和再分配。與此同時，中西對抗的事實和優勝劣汰進化觀念的導入，使得中國知識人的氣質變得峻急而激進，由此而衍生諸多矛盾、對抗，這種峻急此後長期如影相隨。
言論紛紛揚揚，新的意識形態競逐，讓不同的政治認同重構各種新共同體，精英群體時常發生言論甚至行動上的衝突。言論遊離於官方，報人對政權的疏離感日漸顯露。事實上早至戊戌變法之前的《時務報》，當時已不能不說是一份激進報紙。嚴複、梁啟超等一批人在此發表大膽批評，讓該報支持者張之洞大為不滿，在幾次幹涉未果後，下令不再支持官方閱讀此報。走出體製的報人與政府對時局的感應不再有昔日的一體感，以上海為核心的租界和以日本為主的海外空間，則提供了物理、心理上的庇護。新政、立憲政治改革給予“輿論政治”一種開明的社會氛圍。相關新聞法規的出台沒有壓製住言論空間，反而在相當程度上將民間輿論的“生產”合法化，為其提供一個法律框架，這無疑有利於言論抗議的展開。
新舊政治體製過渡之中的晚清主政者，新舊思想雜陳，交雜著專製手段和部分民主治理。新聞立法和報刊管理也具有這種特征。現代政治改革在相當程度上啟動，對民族現代國家的塑造也在進行。[143]但此過程並非一個從上至下的主動行為，而是各方合力所致，中央政府的滿洲權貴階層對改革的心態可謂半迎半拒，持一定的政治現實主義。推動改革的主導力量日趨從國家轉向社會，從中央轉向半官方的士紳（谘議局）和體製外精英，以及更為龐大的民眾（如城市商民、新軍）。在此背景下，報人不斷發出不滿與抗議言論，而官方管控則相對滯後，加之傳統權威的淪喪，使得反對者的聲音日漸正當化，擁有了更多聽眾，這反過來刺激更多抗議的生成。這一點與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狀態不無相似，即革命沒有發生在最為專製時，而激發於改革對社會束縛放開之際。“麵對公眾輿論這一前所未有的事物，當時的法國國王既不知其厲害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它。因此公眾輿論遊離於政府控製之外，為啟蒙運動的深入發展，為法國革命的產生提供了思想上的準備。”[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