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針對政府的批評、抗議，所涉內容蕪雜，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領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具備“正當麵貌”、為民眾廣泛關注、有共同的社會心理基礎。其中不少“題材”如“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有激進傾向，不久就不再僅是一般“抗議”，而成為一種革命鼓吹。
（一）外交失敗延展的批判
晚清政治危機首先來自外部，從一係列戰敗到瓜分危機，皆與對外交往相關，無論對象是西方諸國還是日本。因此國際報道、評論從一開始就是晚清報人撰寫、組織內容的重要部分。脫離朝貢體係進入世界外交體係的中國，此時國際事務與國內時局緊密相關，不能不令民眾對“外交”一直保持極大的焦慮；另一方麵，輿論對外交的關注帶有很強的“建設性”。如前所述，早期洋務派報紙確有辦報與西方輿論交鋒之意圖，從張之洞到熊希齡皆有主辦輿論機構襄助中國外交的構想[110]，熊希齡甚至構想過一個“環球通報社”發布中國消息，後改為支持有相似目標的遠東通信社[111]。關於國際問題和外交的報道、言論，是最具襄助政府麵貌的內容。
但這個領域卻漸成批判重災區，無論改良立場還是傾向革命的報人，均對政府外交的持續失敗表示不滿。此外，涉及外交話題的報刊文章較早使用現代政治的“抗議”，如“日人抗議驅逐日工”[112]，“日本國民抗議和約舉國風潮勃不可遏”[113]，隱約其中的權利和抗爭意識，不可能不產生示範效應。《申報》的一篇報道說得相當明確：“與外人交涉之事大都以自保主權為亟而不能不抗議”，該文將“抗議”描述為一種“抗爭”，即“與外人抗爭”。[114]
早期報人對外交的報道、評論確實充滿“建言”，但批判和不滿不久便彌漫於字裏行間，外交上的失敗不僅持續且看起來難以逆轉。這激發了其他更為激烈的情緒，比如，割地賠款的屈辱使不少人把外交失敗與政府的“異族政權”屬性相聯係。楊毓麟在《遊學譯編》上發表的《滿洲問題》和《續滿洲問題》，將清政府向沙俄出賣主權視為一種罪行，然後指出“中國主權非滿政府所私有”，要“保存主權”和“收回主權”，中國國民應該“與滿政府宣戰”。[115]創刊於1903年的《俄事警聞》，出版動因來自對沙俄入侵東北的抵製。蔡元培、劉師培、柳亞子等人通過這個報紙批評清廷政府外交失敗而致喪權辱國。[116]隨後創刊的《警鍾日報》呼籲國人抗爭，並指責清廷外交上的無能與失敗，最終報館被封。[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