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租界言論與上海輿論中心的形成
毫無疑問，中國士大夫傳統中自有批評朝政的傳統，但素來缺乏批判空間，這種空間既來自製度空間和心理，也是物理意義上的。傳統政治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士大夫作為人臣的角色不僅是政治製度安排的結果，也是無處可遁的一個自然結果。晚清開埠，租界作為國中之國和法外飛地，深刻影響本土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個自由的物理空間，政府的行政管製在此遭到阻隔，租界成為塑造“抗議者”的絕好之地：它既在民眾身邊，可直接施加影響，又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迫害。由此，報人得以生發疏離官方的姿態，言論漸漸走向激進。
上海租界的發展對中國的影響，事實上得益於兩次暴亂：太平軍和小刀會。前者驅使江浙官紳士庶大量湧入，令租界地產和地皮炒賣嚴重，房租收益一度高達30%～40%，在1852年到1862年十年間，地價漲幅十幾倍到幾十倍。[84]太平天國覆滅後，租界內人口雖一度因避難者返回故裏，從幾十萬減少到十餘萬。不過1867年之後卻再次獲得新發展；小刀會運動之後，華洋分居改華洋雜居，並得到正式認可。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自此西方文化與上海乃至中國的互動更加及時、密切。
自1843年開埠，擁有管理機構的租界誕生，工部局治下的租界，社會管理引入西方理念和製度，“以新土地章程為依據而設立的工部局，實質上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市民自治政府”[85]。它不僅脫離了中國行政體係，與領事也呈分庭抗禮之勢。1854年，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在沒有中國官方參與下，草擬而成《土地章程》即所謂租界的根本法，中國地方政府的相關管理權和租界事務的審核權喪失，這裏演變為國中之國。言論自由素為租界管理方所標榜，工部局治理的四個原則中包括自由一條（自治、法治、安全、自由）。持激烈言論的報刊，利用外商名義在領事館注冊，對這些掛洋旗的報館清政府鞭長莫及，無法直接幹預，租界成為言論避風港。姚公鶴回憶稱，報人與報刊“則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嬰國內政治上之暴力”[86]。此為晚清上海報業發達、言論活躍的最大原因。不同政見者，甚至經常受到特別政治庇護。在著名的“蘇報案”中，租界工部局總董在9月17日一份北京公使團信中稱，“在未經審訊和未被證實犯罪之前，不得從公共租界逮捕或帶走任何本地居民，這是多年來本地施政既定原則”。1898年後，“領事團的慣例一向反對不正當地逮捕和懲辦被控政治罪的本地居民”[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