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0月4日，王韜從上海搭乘一艘英國郵輪“魯納”號逃離故鄉。在日記中他悲傷地稱自己的南下是“竄跡粵港，萬非得已”[52]，來自江南的他對嶺南“一身作客，四顧皆海”的日子並不滿意，感歎自己在這裏“山赭石頑，地狹民鄙，烈日炎風”，“無書少讀，無人與言”[53]。之所以在此戀戀不去，不過是“隱身絕島，稍遠禍機”[54]。在這裏，他雖得到一份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的工作，從事翻譯工作，但開始時他甚感淒涼，對未來悲觀無望，似乎餘生隻能聊自排遣。[55]
然而正是在這個遠離內地的彈丸之地，王韜意外成為一名“曆史性”報人，並為自己贏得了始料不及的社會地位，而那些同時代的眾多科舉成功者則多被淹沒在滾滾曆史紅塵之中，無聲無息。
王韜的報人之路充滿了偶然、無奈與被迫，此時，報刊遠沒有成為一種獨立勢力，報人也沒有被視為值得尊重的社會身份。無論在上海，還是在香港，參與其中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將辦報作為一種謀生手段，且這個人群還限於與西方有所接觸的口岸城市人群，棲身其中的傳統士人對報刊及其傳播特點、功能並無深刻了解。但與其他早期報人不同，王韜之所以可以通過辦報獲得更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強烈的政治參與訴求，持續通過報刊發表政治見解與批評，他開創了國人創辦新式報刊持續評論政治的路徑，香港則為其提供了新聞自由的保障。
在早期知識人群裏，王韜報刊意識較強，這當然部分歸因於他對西方新式出版的接觸和歐洲親曆。但是墨海書局的五個中國傳統秀才，卻並非皆有這種意識。一個重要解釋可能是，其他幾位在學科上有所專長，而王韜卻屬於典型的傳統文人或者說“通用型”文人，隻有言論和書寫才是後者可以操控的傳統“技能”。新式報刊符合這種能力的施展，若不是西方人將新的新聞紙導入，王韜這樣的人士，未來之路大體可以勾勒：繼續痛苦地在考場中掙紮，或成為私塾教師，或成為官員幕僚，或轉為商人。畢竟律師、大學教師、工程師等專業角色此時尚沒有興起，隻有“言論”之能的士人，很多人之所以進入報業，也是選擇機會或自身能力所限。不過他們很快就體會到了這種“文化資本”的好處，尤其是王韜這樣政治參與欲望強烈和具有懷疑主義性格的人，更加積極投入，富有熱情，更適應成為一名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