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韜影響力的擴散
在中國官員和知識精英群體內廣有影響的廣學會，1895年以《何為當今中國變法當務之急》為題進行了一次著名的征文，王韜獲邀任評委主任。當他1884年獲得朝廷寬恕回到上海，昔日默默無聞狼狽外逃的秀才，此時已聞名於京、滬官員與士紳群體。
早在1879年春，更加接近權力中心的鄭觀應撰寫《易言》，求序於王韜。後者此時的社會地位，得益於報刊言論傳播。較之此後的輿論家，王韜的讀者規模尚小，因此甚至被認為是所謂邊緣人士。從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始，一般將梁啟超作為報人脫離低下地位之始。報人們似乎也更願意將自己行業的現代創始人追溯到《時務報》群體。不能不說這低估了王韜的實際影響。
首先，王韜的言論對知識精英影響不可謂小，雖沒有深入全國，卻多擴散於精英圈，即使是“影響力僅及於維新人士”[30]，對實際政治卻不能不發揮相當影響（這種影響經常是間接的）。盡管與權力中樞的距離，王韜比不上此後《時務報》等精英報人群體，但本土報人自身地位的建構卻需追溯到此。事實上，他是中國第一個憑借辦報而獲得社會尊重的本土人士。
王韜對報人“權力”的塑造有所預期，而非懵然不知，他將《泰晤士報》在英國的地位誇張為“人仰之幾如泰山北鬥，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31]，認為西方報館的主筆為“絕倫超群者”，並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主筆與宰臣閉門密議決定國家大事的場景，固然屬於美好想象，不過當將這種情景付諸筆端、刊於報端，則別有一番期待之意。可以說王韜以實際行動參與了早期報人形象的再造，並努力將之傳播向社會。這種形象來自西方特別是主要來自英國，自有微妙的社會心理基礎：兩次鴉片戰爭打敗中國的英國，當然是“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最佳對象，也更容易與“先進”“文明”聯係起來。除了王韜，鄭觀應等早期知識精英也常以《泰晤士報》為例，描述和傳播報館、報人的重要價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