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本土報人，王韜之所以特別突出，除了開創之功，很大程度上在於他有一套較為全麵的新聞觀念，而非僅僅投身實踐。諸如新聞時效、報紙功能等，王韜均有自己的理解。西方報刊的考察和此前香港的中西文報刊，給了他很多示範。《循環日報》從一開始就在形態、功能上，更為接近現代意義上的新聞紙。
不過在王韜的頭腦裏，報刊最重要的功能卻是“上書”給統治者，他所希望的是政治意見抵達當權者，得到認可或采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的言論與體製內的清議有頗多相似之處，不同的是改由體製外一個勢小言微的民間人士發出。出人意料的是，憑借報刊表達的傳播與放大，以及香港言論控製寬鬆所激發的勇氣，王韜的言論日漸得到重視，不少意見收到“上書”之效。
這種報人角色的呈現，首先源自王韜政治參與的熱情和長期無以輸送的困苦，通過自己掌握的渠道，將其大力抒發。《循環日報》的出版周期和每天一篇言論的頻率，讓王韜多年以來對中國政治、社會、外交問題的觀察和意見，不僅得以公開表達，並且通過報紙網絡和內地報刊轉載等後續傳播方式，進入官方視野。這無疑極大地紓解了王韜此前政治參與上的欠缺感。《循環日報》約八百餘篇政論的驚人數量，可見報人胸中塊壘之巨。
辦報者王韜，不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秀才，還是一名朝廷通緝的“犯人”。太平天國覆滅後他一直致力於否認、洗刷自己的罪名，通過報刊“上書”，以積極、建設的姿態為朝廷出謀劃策，顯然也有助於這一目標。
王韜的一生，不能不說存在一個“清白”情結。一方麵，因“上書”太平軍遭朝廷通緝，此後他一直否認此事，按照他的說法，流亡香港隻是所謂“奉母避亂，偵賊遭讒”[16]；另一方麵，長期與西方人士合作卻詆毀基督教，人們注意到，他將給理雅各等人信件所稱的“牧師”，在出版時改寫為“君”，並對自己受洗之事絕口不提。為了矯正行動與思想上的“背叛”感，王韜不斷尋找正當理由或給予“再造”，而這種“清白”的訴說對象，當然是正統朝廷。通過報刊雖可不斷獲取新的社會影響，但王韜更在乎將之轉化為正統血脈，通過“上書”的姿態和發出各種“建言”，不失為一種方法。《循環日報》刊發的興辦鐵路、造船、紡織，以及裁撤冗吏，改革用人製度等文，無不帶有為君分憂的“區區微忱之心”[17]。如此姿態，是辦報之初的真實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