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黃浦中，氣象頓異。從舟中遙望之，煙水蒼茫，帆檣曆亂，浦濱一帶，率皆西人舍宇，樓閣崢嶸，縹緲雲外。”[9]這是王韜第一次進入上海，所見西方人帶來的新氣象，這個大都市因後者的到來大異於蘇州。他似乎隻能用“異”和“崢嶸”這樣的詞來冷眼旁觀，陌生而隔離的外來者，此時還是一個地道的儒家士人。
不過，隨後對西學的接觸，卻一開始就直抵“根本”。王韜首先接觸的是《聖經》，這一西方文明的重要源頭。當然他並不喜歡宗教色彩的工作，墨海書局開始時純屬謀生，年輕的秀才為此感到不安。為了尋求心理平衡，王韜喜歡將“西聖”與東方儒家聖人結合，充滿儒家味道的翻譯在1890年的傳教大會上遭到一些人批評，不過他的勤奮和才華還是得到了西人認可。無論是否喜歡，王韜對西學耳濡目染：除了花費6年時間研究翻譯《聖經》，墨海書局的工作則長達13年。作為結果，他對洋人和他們的西方文化有了深入體察。
一般認為，王韜加入了基督教，不過主要迫於生計而非信仰，畢竟這對他工作的穩定和收入頗有影響，他對西方宗教並無多少好感。在個人書信和日記中，王韜對基督教的反感甚至詆毀多有體現。此外，王韜並不在乎甚至回避宗教翻譯上的成就，雖然他參與翻譯的《聖經》此後成為經典[10]，多年流傳。他更喜歡示人的，倒是自己翻譯的西方科技書籍。作為所謂“秉筆華士”，王韜與他的中外夥伴們如李善蘭、韋烈亞力等人在超過十年的翻譯中，向中國輸入了開創性的力學、光學、天文學等書籍。和那個時代所有懷有憂患意識的傳統士人一樣，王韜對西方技器抱有興趣，尤其上海的印刷機器給他很大震撼。墨海書館的活字板機器印書，是這位日後著名報人初次接觸新式出版，那給了他深刻的第一印象：“餘特往訪之，車床以牛曳之，車軸旋轉如飛，雲一日可印數千番，誠巧而捷矣。”這種震撼在逗留歐洲的一年裏得到加深，影響了他此後的報人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