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總是處於孤寂和結盟之間。
——薩義德
第七章 王韜：早期報人的意外崛起
日報一道，所係豈不重哉。
——王韜
一、政治參與欲望：一個秀才的努力
和普通平民相比，秀才的身份在中國科舉選拔階梯上已獲得一個起點，這個起點雖然不高，卻經常意味著一隻腳邁入傳統精英階層的大門。所以當18歲的王韜順利取得這一功名時，整個家族為之興奮不已，這距他們上一個功名已為時太遠，以至於人們始終難以把王韜和書香門第聯係起來。當然，如果沒有考場的進一步成功，秀才僅意味著他能夠在鄉村獲得一定的尊重和教化之權，比如，他可以充當富裕家族的教師。至於麵對朝廷的政治機會，則遙不可及，這一點在蘇南地區，尤其如此。這裏的舉人和進士數量，長期高居中國前列。
明清兩代，捐納功名者得以從科舉製的旁門湧入，但出售功名的範圍基本限於監生、生員級別，非正途出身者很難繼續晉升，清代舉人和進士身份更需通過考試獲取。但不可否認的是，太平軍之後，功名與捐功大量掛鉤，科舉威望開始曆史性地下降。在王韜的年輕時代，洋務運動的幕僚團體尚沒有大規模興起，政治抱負和機會基本仍隻能與科舉應試能力對應。
與有著八次科舉失敗記錄的蘇州同鄉、早期報人沈毓桂相比，王韜兩三次考場失敗，在皓首窮經習以為常的科舉時代算不上多麽嚴重的打擊。如果不是家庭生活的重擔很早落在身上，他極有可能在稍後繼續走入科場，沿襲傳統精英路徑。被迫走上謀生之路，意味著王韜的政治機會從此逼仄，這與他自幼的抱負與自負，形成很大落差。他顯然不甘於這種命運，此後一直試圖獲取新的機會。不過在遠遁香港之前，這種機會少得可憐，王韜的觀點既無渠道也無聽眾，更多隻能自遣。長期以來，中國文人所接受的教育使得他們都有一顆“政治頭腦”。不論地位高低，在文人們共同誦讀的詩書中總是滲透著“公民法則和善政良治的基本精神”，那些不在官場的文人，“覺得自己同為官者的區別並不在於學問與見識的高下，而在於環境與機會的不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