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的政治操作，乃是國家統治建立在對儒吏集團的控製上，對普通民眾滲透能力有限。國家動員需更多地依賴士紳。知識精英，近代以來這一階層與政權的疏離，令國家機器大大喪失動員能力。知識精英很多人轉為包括報人在內的自由職業者，“他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頗為相似”[82]，立場發生了曆史性轉向。
新式報刊不僅令動員成本降低，也在傳統政治權威衰落之際，在國家之外構建新的權威。基思貝克在討論法國大革命前的“輿論”時，認為公眾應理解為一種“想象性的權威”，與此相似，梁啟超等人對“輿論”推崇備至，“將之作為理性和政治進步的化身”[83]。民主意義上的數量政治成為超越道德判斷的新力量，這讓社會運動的“造反”負罪感日趨消退，為日後中國新的政治動員做了一定的思想準備。[84]
雖然眾多報人開始時更傾向改革，而非暴力革命，以避免搖搖欲墜的國家遭受更大的動**。但他們並不了解傳播和報刊輿論的規律，“抗議”的大門由他們開啟，卻無法抵抗包括革命在內的更加激烈的話語衝擊。非理性言論在意見競爭中獲得更多響應，推動語言政治的“烈度”。最後造成的結果是形成一個全社會不滿、甚至反叛行為得到同情的輿論環境。到了辛亥前夕，中國社會對革命普遍持同情甚至支持態度，民眾由不滿、怨恨而期待“變天”。
政府權威危機是一種合法性危機、政治文化危機。傳統臣民政治文化瓦解後，民眾難以認可、服從被描述為“異族”的腐朽統治者。新的政治文化雖然沒有塑成，但已萌生，推動者既有革命派，更多的則來自改革派知識精英。事實上，立憲派精英從支持清政府到疏離，進而最後倒向支持革命派，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要害所在。當然，餘英時所說的“社會心理革命”，則需要一個長期過程，非短期報刊鼓吹所能完成，文字鼓吹、抗議隻是表麵上瓦解了舊政治，卻沒有完成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