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民政治文化萌芽
以政治社會學[63]視角，傳媒與政治社會化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在現代政治之中，傳媒開始成為政治社會化的主要渠道。[64]主要包括傳播政治知識、影響人們政治觀念和態度、培養人民的政治技能和政治素質等。報人在晚清公眾的政治取向和行為再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利用報刊參與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心理，其中充滿不滿和怨恨。
對政治過程與傳播有敏銳洞悉的魯恂·W.派伊[65]認為，政治文化是政治體係中的“政治主觀部分”。在這種觀念下，政治係統由互動行為和互動角色組成。如果說，公眾輿論是對具體問題的看法和觀點[66]，政治文化則是人們對於社會政治生活的一般態度、價值觀和政治取向，阿爾蒙德所謂政治體係的心理維麵：“它包括一國居民中當時所盛行的態度、信仰、價值觀和技能。”[67]後者形成於政治社會化過程中，更加穩定和持久。政治文化與公眾輿論關係密切，常常糾纏一起，互相影響。報人建構帶有不滿和抗爭色彩的輿論，在晚清政治文化轉型中，不斷注入異質元素。
曆史一再顯示，政治文化經常領先於政治結構，對後者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政治權威的下降與傳統政治生活的失序、行動的失靈，導致社會公眾對舊有主流政治文化的疏離。[68]激進的革命鼓吹自不必說，改良派報人的啟蒙，客觀上也推動傳統臣民文化的瓦解。公民政治文化雖沒有塑成，但國民、公民在報刊上的使用日漸頻繁，顯示了一種新政治文化的萌芽。早在1898年，保國會在《保國會章程》已使用國民一詞：“國權日削，國民日圍”，流露了異於傳統政治文化的氣質。“國民”和“公民”此後常被使用，在報刊傳播下日益流行，並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公民”的權利、抗爭意識，傳統政治文化頗受衝擊。對此清末遺老胡思敬曾有生動記載：“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一日，部員進稿中有‘公民’二字，（張）裂稿抵地，大罵。”[69]由此可見，“公民”之說已進入官方高層文件，社會風潮，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