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輿論力量的認知與使用，法國大革命前的知識精英相當成功。[48]托克維爾援引當時一份公開的文件，描述了輿論對法國甚至國王的巨大影響。[49]法國大革命的西方第三代研究者如林菡特、傅勒和瑟威爾等從文化視角出發，強調法國革命是一個由話語和符號推動的曆史事件，革命的一個主要方麵就是符號和神話製造。瑟威爾稱，法國革命本身就是一個話語過程。[50]
與之類似的“話語過程”，在1900年到辛亥革命前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雖然這一過程更加刻意和峻急。報刊精英掌握新的傳播和互動方式，製造了大量“話語”。立憲派為開啟民智，試圖塑造適合立憲政治下的新國民，革命派則灌輸包括種族革命在內的激烈思想，鼓動直接暴力行動。此消彼長中，激進者獲得更大關注，革命話語漸為社會同情、接受，從邊緣走向主流。1904年，敏感的梁啟超對此就有所感覺，他不無憂慮地評價革命話語的勢能：“近數年來之中國，可謂言論時代也已矣。近數年來中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51]
報刊言論競爭中，為何激進甚至革命話語得以“合理化”甚至被社會接受？報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以下幾個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改革派的溫和言論，事實上為激進話語做了初級動員。就思想啟蒙的係統和深度看，從戊戌變法到立憲運動，改革派報人對中國社會思想的影響最為深遠，畢竟“隻有立憲派的輿論據有合法的地位，四處流布，其措辭溫和，其影響卻深遠”[52]。這種啟蒙主觀上雖不與革命話語一致，但對現政權的衝擊卻十分驚人。個人、民主、自由等現代政治觀念的傳播與普及，瓦解著傳統政治權威和臣民文化，為各種反抗提供了思想資源，無論抗爭較為溫和，還是暴力取向。李澤厚稱：“當革命派由於集中全力於政治鬥爭和武裝起義，做炸彈，入新軍、聯合會黨等，支配了大多數成員的精力和注意，相對忽視了思想啟蒙工作的時候，這個工作就反而由改良派特別是梁啟超所自覺承擔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日後被稱為革命黨的“宣傳部長”，並不為過。梁等人提倡新國家、新民，希望對中國進行的乃是根本改變，隻是不提倡暴力而推進一種所謂不流血的社會革命，客觀上與革命思想形成合力，在立憲派言論日趨激烈後這一點更加明顯，直到最後倒向革命鼓吹。時人稱：“至庚戌、辛亥年間，立憲之報紙，悉已一折而入於革命運動，此則清廷存亡絕續之大關鍵。”[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