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清議報》出版到一百期，流亡日本的梁啟超感歎道：“羅馬並非一日而成，不過發達之遲緩而無力，獨未有中國之報館者。”[1]梁氏對中國報刊遲遲不能走出古代的窠臼，早有體察。在主筆《時務報》時，這位日後中國的輿論巨子抱怨說：“嗟夫！中國邸報興於西報未行以前，然曆數百年未一推廣。”[2]
在古典思想中尋找西方舶來“技器”的中國淵源或“對應物”，為近代中國流行的一種思維，其中既有麵對突然而至的“西方”所流露的自信、自卑交裹情緒，也隱含著為各種變革尋找本土正當性資源的意圖。如果按照這種思路，中國古代意義上的“報刊”遠非梁啟超所謂的幾百年前，胡適在論及《呂氏春秋》所載鄧析這位古代“思想界的革命家”時，已經將“鄭國多相縣以書者”解讀為“這就是出報紙的起點”[3]。實際上“縣書”（懸書），即“把議論掛在一處叫人觀看”，與《史記晉世家》等中所載的“懸書宮門”差不多，由於交通樞紐處往來者眾多，因此“懸書以示人，故周、秦一時風會也”[4]。這種布告可視為古代中國的一種法令公布方式，對圍觀百姓而言，則有著教化和命令目的。此後出現的“邸報”，亦是中央集權後行政體係擴展下的產物，這種所謂“報紙”，受眾範圍更小，功能不過是政權內部的信息傳達。
中國古典詞匯如“采訪”或“新聞”[5]，內涵與現代報刊大有差異，區別最大的一點即在於前者多圍繞官方展開。古代“采訪”指的是采集尋訪各類軼事，或用作文學素材，或提供官府考量。例如，《漢書·藝文誌》中所謂：“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可視為官員通過民間采集謠諺以了解民情的手段。清代一些地方政府中還有采訪局之設，其“職能就是探訪、考察民間節婦烈婦一類事跡，匯集至官府以供宣揚表彰”[6]。至於“新聞”，也多源自官方消息的“泄露”，帶有相當的獵奇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