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定期出版物均可稱報刊。報人這一稱謂伴隨近代報刊而來，廣義而言，似乎所有報刊從業者都可稱之為報人。不過，即使這種較為寬泛的界定，一般也並不包括報業中的體力工作者和不具備主創能力的普通勞動者，如印刷、勞務。報人從事的崗位得到默認的主要為主筆、編輯、撰述或主持報館的經理、發行人等。[20]
報人的稱謂成為投身報業者的代稱，一直延伸至民國時期。這一帶有職業色彩的稱呼，由於跨度寬泛，卻成為今天人們描述近代報刊從業者的一個障礙而非便利。它所塑造的形象如此多義而變化，以至於人們可以從花邊娛樂小報編輯一直到梁啟超、章炳麟等人，皆可混而統稱為報人。
對上述現象的理解，需回到曆史情境之中。近代中國新聞業初始，受眾和從業者的媒介素養，遠非今人所想象。彼時多數人士對新式報刊的想象既帶有古代“報刊”（邸報）的比附，也寄托著“清議”“公論”等古典正義的希冀，而並非將其理解為一種全新的“大眾傳媒”。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並不了解現代意義上報刊所具備的獨特功能，及其與政府、社會互相作用的利害所在。早期報人對報紙能幹點什麽相當迷茫，正所謂“社會不知報章為何物，報人亦藉之發抒鬱抑無聊之意興，茫昧於報紙之職責”[21]。報人對報刊的理解更多的隻能來自實踐中的緩慢體悟。不過，和所有世界上的大眾媒體發展所經曆的一樣，人們很快就發現了其巨大的魔力，正是這種影響力或“新勢力”，吸引了大量新舊知識人投身其中。
作為一種身份或職業概念，報人在民國之前尚處於熔鑄過程中，直到晚清的最後幾年裏，才與一種職業的社會形象聯係起來，且這種聯係仍相當寬泛。職業報人的固化及這一社會角色的確認，雖從辛亥革命前十年已經開始，比如各種以“界”命名的“社會辨認”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和其他出版物中不斷出現，如1910年第一個全國性的新聞業社團——中國報界俱進會在南京成立，它有著較為完善的章程，1913年出版的《中國新術語》，在“界”一欄下，收有“報界”[22]，但直到進入民國後，報人的“角色”形象仍經常顯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