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身份集團
報人群體的誕生，可視為傳統士人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化的一種路徑。這一角色的形成與中國早期現代化演進和社會變遷密切相關，也涉及傳統公共精神的早期轉型，這段曆史發生在危機四伏的曆史背景之下。近代報人通過報刊公開表達的言論，已日益褪去傳統清談或勸諫麵貌，而更像波科克意義上的“政治論說”，即“在一定的曆史情景中，通過一些在他的曆史條件下可獲得的交流手段進行演說、寫作等活動（並發表其作品）”[25]。
將報人“身份”置於近代中國社會裂變之下，不難發現這一新身份的出現，有切實的社會“需求”。傳統社會簡單的政治共同體對政治體製並無多少要求，而現代政治的複雜性和社會力量的大量釋放，則需依賴更加先進的政治體係加以整合與維係，這對政治運轉提出了新要求，其中既有傳統政治的自我調整，更需建立新的製度或引入整合性社會力量。按照亨廷頓的界定，“社會力量就是民族、宗教、地域或社會身份的集團”，而“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使社會上各種社會力量猛增並多樣化，除親緣、種族以及宗教集團之外，又出現了職業、階級和技能集團”[26]。作為一種新興的社會力量，報人實質上是一種社會身份的新興群體。
晚清中國，傳統社會結構走向瓦解，大眾社會雖未來臨，但人們逐步從國家和傳統家族生活中釋放出來，分散為諸多團體、個體。這是啟蒙所致的個人意識開啟，也是現代化過程中的一種共同現象，因為“社會的結構分化是現代社會演化的重要標誌，亦是現代性社會實在的基本結構，它表明社會各領域的自主性”[27]。大眾媒體在此轉變之中開始成為社會整合的新容器。社會的崛起令現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浮出水麵，不同於傳統士人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出現，以科舉為製度手段、以儒家義理的接受為前提的傳統精英生成機製已經式微和瓦解，傳統士人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在實際生活中，國家治理的衰敗，亦導致傳統知識指導社會的功用持續衰減，特別是科舉製度的瓦解，儒家精英文化的社會化、製度化基礎逐步喪失，從此，傳統精英文化分散、變異為體製外的多元意識形態，呈現競爭之勢，不得不致力於尋找各種新的製度化路徑。新興報刊作為一種開放性很強的新場域，進入其中既是為數不多的現實選擇，也可視為知識人在“社會”崛起後試圖重新獲取新影響力的努力。直到民國大學興起之前，報界一直是新知識精英重要的棲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