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遠的曆史之中，中國的行政官僚體係延伸出自己的內部傳播模式，這是一種政治性的傳達機製，也事關集權國家管理的有效性，其中即包括被認為是古代報紙的邸報。與這種封閉傳播體係的發達不同，官方之外的民間“報刊”發育緩慢，且長期處於非法之境，這使得晚清之前的印刷品從業者與現代報人的角色相去甚遠，前者主要從事印刷品的販賣，內容則翻印邸報或來自各種非正式渠道。毫無疑問，投入這種不無危險的行業，主要為了利潤而非政治抱負。他們為報人這一角色在中國的出現，預設了一個傳統印象：地位低下、行為非法。
因此對近代報人這一角色如何在中國生成、如何演變，必須放眼過去。在描述近代報人的興起和演變之中，這種曆史的底色，不可不察。後麵的幾章將會描述這一角色如何逐步獲得正當性，他們的地位和言論訴求又發生了怎樣的轉變。
在上溯糟糕的曆史形象後，本章對晚清報人的身份界定給予了描述，反對將其定義窄化為一個固定在報館的職業形象，與此同時也將那些遠離政治生活的娛樂報刊從業者排除在論域之外，就文字書寫旨趣和訴求而言，後者雖在娛樂功能上也麵向大眾，不過本質上卻是一種舊式個人情趣的書寫，極少或根本不涉政治參與，那種將冠以報刊之名的從業者均視為報人的界定，不僅經常意味著失效，也將導致因無視現代媒體的公共屬性，使晚清的報人概念難以與此後的大眾媒介對接，從而將這一人群的描述更多退縮回古典書寫情境。當然，需要強調在此曆史時期報人的“兼職”色彩和流動性，因此本文將他們稱為“流動的群體”。這一描述避免了因流動性而無法對這一人群展開整體觀察，同時也意在解釋他們的另外一個重要曆史特征，即將報刊作為一種工具手段。作為結果，他們在這一過程中，逐漸發現了大眾傳媒的力量，此後不僅習慣於通過報刊塑造輿論，進行政治抗爭和社會動員，部分人士還選擇長期棲身，以為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