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折點：《時務報》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年，汪康年[1]心髒病發作，在袁世凱掌權複出後的那個夜晚去世，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對袁氏的擔心：“是人可為拿破侖，不能為華盛頓也。”[2]革命席卷中國之際，鬱鬱而終的汪氏已風光不再，此時一份外國報紙的蓋棺定論，竟出人意料地客觀得體。英文《上海日報》[3]刊發如下悼文：“昨見時事新報廣告，知汪康年氏已作古。甚為中國報界惜之。君富於才識。……當時務報、昌言報、中外日報時代。君真可謂為報界之權威。……要之，汪氏之投身報界。以文學之光明與優美提倡新政，雖稱之為中國現代先覺者，亦無不可。”[4]
這或許能讓忙著跨入民國的精英階層想起，一度被稱為“一代報王”的汪康年。
出生於杭州沒落官宦家庭的汪康年，家學傳統深厚，係著名藏書家振綺堂汪宅後裔，其父汪曾本為鹹豐舉人，曾任廣東候補知縣，汪康年幼年隨父在粵讀書。19歲那年他改名康年，字穰卿。1882年，喪父的汪康年遭受人生第一次重大打擊。作為長子，得到的遺產是一筆沉重的債務。1889年汪康年入京應優貢考試入選，並因此與翟鴻禨結下師生之誼，當年秋返回浙江鄉試中舉人，次年得邀請赴湖北張之洞幕府，任漢口自強書院編輯等職。隨後的人生運氣頗為不佳，“1892年汪入京應會試，中式。但因足疾驟發，不及應殿試，遽返湖北”[5]。直到1895年甲午戰敗，汪氏大受震動，奔走創議“中國公會”，同時萌生辦報之想。1896年，汪康年開始了自己後半生的新聞生涯，始點正是著名的《時務報》，人生為之轉折。
後世公認《時務報》創立、發展貢獻最大者三人：汪康年、梁啟超和黃遵憲。[6]但圍繞三人和這份影響中國近代的重要報紙，日後卻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公案，即《時務報》創辦之爭，核心矛盾是汪康年以創辦者自居，而梁啟超認為係眾人集資，康梁弟子出力最多。《時務報》被改為官報，各界多不滿康、梁來自北京的行政命令，頗同情民間身份的汪康年。但世事變遷，梁啟超作為近代中國領袖人物，其思想的巨大影響，使“保守”的汪康年相形見絀，在後世的評議中日益處於下風。此外，由於張之洞原先捐給上海強學會所剩的七百兩銀子為《時務報》重要資金來源，而汪、張關係匪淺，因此汪被視為張的“傀儡”，被認為“秉承張之洞的旨意，實際上成為張在上海的代理人”[7]。《時務報》的衝突也由此被視為汪發動，張之洞幕後主使。[8]